第21章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话说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全文如下：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1军团、15军团及74师合编为陆军115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1938年3月在山西携款潜逃，不知所终——笔者注）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副主任。

第2方面军、28军、27军等部（包括独立第1师、第2师、赤水警卫营、前委直一部——笔者注），合编为陆军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副主任。

第4方面军及29军、30军等部（包括陕甘宁独立1、2、3、4团——笔者注），合编为陆军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副主任。

以上之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以上3个师共有6个旅15个团：

115师下辖：第343旅，旅长陈光，政委萧华，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辖第685团，团长杨得志，副团长兼政委邓华；第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第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陆绍武。辖第687团，团长张绍东（1938年叛变投敌），副团长韩振纪，副团长田守尧（1943年牺牲）；第688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先楚。

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副团长黄永胜；教导队，队长孙毅；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留守处，主任陈先瑞。

全师共计15000人。

120师下辖：第358旅，旅长张宗逊、政委兼副旅长李井泉、参谋长姚喆；辖714团，团长顿星云、政委彭得大、参谋长张新华；715团，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参谋长喻楚杰；716团，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参谋长刘子云；第359旅，旅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刘子奇；辖717团，团长刘转连、政委刘礼年、参谋长陈松岳；718团，团长陈宗尧、政委罗章。

120师教导团，团长彭绍辉、政委冼恒汉、副团长苏启胜；留守处，主任贺晋年，副主任王兆相。

全师共计14000余人。

129师下辖：第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辖第769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第770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第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辖第771团，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第772团，团长叶成焕（1938年牺牲），副团长王近山。

129师师教导团，团长张贤约，政训处主任袁鸿化（1943年牺牲）；留守处，主任阎红彦，副主任甘渭汉。

全师共计13000余人。

另有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韦杰，代团长黄鹄显，政委邱创成。

以萧劲光任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有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共计4000余人，保卫陕甘宁边区。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校长兼政委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傅钟。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了就职通电。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一经传达，一枚枚的国民党帽徽摆在了红军指战员面前，它将在一天之内全部戴在他们的头上。很多人想不通，也有的拒不换装。总政给全军指战员颁发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的奖章，又经过各级领导细致的思想工作，战士们才收起红军帽徽，不少人换装时还是流下了眼泪，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

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在八路军前方部队设立军委分会，受中央军委委托，为华北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由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任弼时任秘书长。在各师设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领导。

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途经西安准备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等人说：

“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量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

1937年9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附近的杨家湾正式创立，简称“陕公”。由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党组书记兼关中分校校长，李逸民任副校长，邵式平任教育长，周纯全任生活指导主任，袁福清任教务处主任。

毛泽东亲自为“陕公”制定了校训：“忠诚、团结、紧张、活泼”。他还审定了由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的校歌。

“陕公”是按照洛川会议期间的决定成立的一所特殊的新式学校，从8月下旬开始招生，9月1日这一天编班上课，学员有5个班，约300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

中共中央明确规定：“陕公”是党领导的、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日干部为目的的干部学校。对学员施以短期的革命训练后，分配到实际工作中去。普通班学习时间3至4个月，高级研究班为6个月。学校还成立了几个研究室，如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哲学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为了更好地管理学校，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有各方面负责人和知名人士参加的董事委员会，成员有：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高岗、张仲实、成仿吾等。

9月初，尼姆离开延安。毛泽东在她临行前告诉她说：

“我们欢迎斯诺先生在任何时间再次来访问。”

后来，尼姆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被称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姐妹篇，中译本曾名为《续西行漫记》。1949年尼姆同斯诺离婚后一直住在美国。她在生活极其贫困的条件下，写出了17部书稿，其中大部分是与中国有关的。她的一位朋友问她：“你的这些书稿都不能出版，你还要写下去吗？”尼姆坚定地回答：“当然写下去，一直写到最后一息！我不是为出版商写的，我是为后世写的。”

与尼姆一起离开延安的还有史沫特莱。此时史沫特莱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采访朱德，准备为朱德写一部传记。她认为中国人十有八九是农民，而朱德是农民的代表，写出了朱德也就是写出了中国的农民。“七七”事变爆发后，史沫特莱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留在延安继续写朱德的传记和上前线去写战争，哪一件更重要？”

毛泽东告诉她：

“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更重要。”

于是，史沫特莱就离开了延安，带着伤病前往华北前线。此后她不顾个人安危，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回美国治疗。她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1943年，她出版的《中国的反击》一书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当她在伦敦逗留期间，不幸因病去世。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按照她生前的遗嘱，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竖立在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朱德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这正是：异邦巾帼，万里奔波，为主义不分国界；

域外芳心，如铁如磐，留汗青魂系中华。

且说9月初的一天下午，5时许，毛泽东到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詹道奎和朱德崇等人被隔离的地方来看望他们。他跟着一位秘书大步走向许世友等人，身后还有四五个人远远地站着。许世友自然是认识毛泽东的，其他人却都不认得。毛泽东问洪学智等人：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

洪学智等一个个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又问他们身体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他们都说很好，在这儿的生活比在抗大时好，天天都吃大米饭，还有白菜哩。寒暄过后，毛泽东把话头转入正题，问道：

“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

众人都不作声。毛泽东知道他们心里还有顾虑，就说：

“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4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过去有一些人讲的那些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

许世友等人听明白了，也相信了毛泽东所说的话，大家都很感动。毛泽东又问他们：

“平时都做些什么，学了些什么？”

众人回答说，教员来讲了课，解答我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平时还看点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见他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便趁机说道：

“你们想出去工作吗？你们想出去工作，马上就可以在边区分配工作。”

洪学智却说：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继续学习，过去战争年代对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太少，很需要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毛泽东又问其他人：

“你们还有要工作的吗？有，可以出去工作，不一定一起走，可以陆续分配。”

他们都说没有，现在需要学习，要补理论这一课。毛泽东便说：

“要学习，这一期不行了，马上要毕业了。你们要学习，就得到下一期了。”

众人说下一期也可以。毛泽东当场拍板，让他们等到下一期继续到抗大学习。

不久，许世友等人就全部被释放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这实际上是为他们平了反。”重获自由以后的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他们不仅是抗大第3期的学员，也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许世友担任抗大校务部副部长；洪学智担任抗大1支队支队长、第4大队副大队长。王建安在第3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詹道奎在第3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第10大队政治处主任。

9月2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上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跟着朱德高声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此后，在一个高级军事会议开始前，八路军的指挥员们正三三两两聊着天。朱德和刘伯承也显得特别开心，摄影记者徐肖冰急忙抢镜头。刘伯承对着徐肖冰伸出一只手，说：

“你拍我们两个？你可知道我们两个是对头，曾经交过手的？”

徐肖冰一门心思在取景，随口问道：

“是下棋，还是打球？”

“下的啥子棋哟，我们是真枪实弹交过手哩！”

刘伯承那只好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亮。徐肖冰感到非常惊讶，便放下照相机问道：

“真的？开玩笑吧？”

“哪个跟你开玩笑，你问总司令。”

朱德慢条斯理地说：

“要得。打过几仗。”

刘伯承笑着问徐肖冰：

“你说我们两个，哪个能打赢？”

徐肖冰看看两位大领导，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信你们俩会闹误会。”

“你不信我，你还不信总司令？”

朱德微笑着解释：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四川，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军阀部队。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也不懂马列主义。我们是‘各为其主’，打过几仗。”

徐肖冰见他这样说，忍不住好奇地问：

“谁打赢了？”

刘伯承指着朱德笑着说：

“总司令打了6个月的胜仗，升为精锐混成旅旅长，名震天府。可是我刘伯承打败了他，打了他一个落花流水。”

徐肖冰听得目瞪口呆，觉得这玩笑在大庭广众之下未免开得太大了，没想到朱德却乐呵呵的，说：

“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因为我的部队纪律还不好，跟当地老百姓关系不好，我们驻了5年就返回了云南。那个时候没有共产党，不懂马列主义。打仗不光是要讲战术，更要讲人心。”

刘伯承也笑呵呵地说：

“那个时候你要有了马列主义，我刘伯承就该倒霉了，非捉了俘虏不可。”

徐肖冰见他二人笑得如此开心，瞬间便按下了快门。

9月3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人乘火车到陕西潼关，坐船过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派秘书梁化之到风陵渡迎接，周恩来等随即乘小火车北上。

此后一直到1937年11月25日，周恩来因为要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回到了延安。

9月4日，毛泽东给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发电，告诉他说：

“此间组织战地服务团，丁玲为主任，共50余人。决定由延安过河，经吉县、太原到红军服务。请交涉沿途通过事宜。”

9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代表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抵达太原，会见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

9月5日晚，在延安的延河边发生了一桩震惊陕甘宁边区的“情杀案”。杀人凶手竟然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年轻指挥员黄克功，而被害者则是一名少女，名叫刘茜。

黄克功，年26岁。他在少年时代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立过大功。他担任过师宣传科长、团政委、旅政委。到延安后，黄克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第2期第15队队长。

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早年在山西太原市友人中学读书，思想进步，曾担任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负责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并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一路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15队学习。刘茜不仅年少貌美，而且能歌善舞。

延安的女青年们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进入抗大第15队学习的刘茜，很快便爱上了年轻帅气的队长黄克功。二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之后便公开了。陕北公学成立后，抗大第15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3期第6队队长，刘茜仍留在陕北公学，以后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心生嫉妒，又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刘茜对他不忠诚，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于是便多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

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拒绝结婚。她在给黄克功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这态度永远下去好了！将来的问题，将来再解决，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结婚。”“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在另一封信中，刘茜强调了爱情的共同基础，她写道：“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地来了，你无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为。”对于夫妻在婚姻中的地位，刘茜认为：“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

此外，两人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交友问题上。黄克功认为刘茜“随处滥找爱人”。而刘茜则辩解称：“我们像亲兄妹一般地过着生活来到延安，但我们是同学之合，而没有和其中之一个产生什么爱的，我们一块儿游山玩水，一块儿打球，一块儿讨论，无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现在仍是那般的。”

黄克功觉得“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他不甘心结束这段恋情，就在9月5日那个月明星稀的晚上，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言语之间强迫刘茜答应与他结婚。遭到刘茜拒绝后，黄克功说刘茜不忠贞，刘茜却说双方都有另找爱人的选择权。两人的口角越来越厉害，黄克功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威胁刘茜，逼婚未遂，便完全失去理智，对准刘茜扣动了扳机，“砰，砰”两声，刘茜应声倒在血泊中，年仅1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