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世界语展览会展出了大量国内外世界语运动方面的进步书刊，许多参观者留言要求学习世界语。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领导人也应邀参观了展览会。展览会获得了圆满成功，在延安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俄语的热潮，促进了延安地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12月9日，毛泽东在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的电报中提出要加强晋西北的政治领导，调李井泉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

12月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全文如下：

为补充我们6日电提出如下之估计与方针：

A、对晋西南事件之估计：

1、阎乘德怀同志去宜川谈判时机，发动进攻晋西新军，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

2、旧派与日本人之关系是联络好的，阎本人对投降与反共也是确定了的。但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邱仰睿、薄右丞、赵承绶等最反动分子则非常积极，有计划地造成投降反共局面，迫阎下决心。

3、阎与重庆某些投降分子是有联系的。

4、阎与汪精卫是有联系的。

5、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时期，未至实行投降时期。

6、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抗战派比投降派的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投降派比抗战派实力大。在投降派看来，他们在这两区是可能把抗战派压服的，但其实新军、民众、八路三者合计抗战派力量并不小，旧派与旧军内部均有矛盾，只要政策适当，抗战派是能够胜利的。

7、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

B、我们方针：

1、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2、各有关方而，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中杨爱源、赵戴文等与王靖国、陈长捷等之间尚有若干矛盾，集中注意反对王、陈，各地新派应该搜集王、陈等罪状向阎告状，并设法拉扰杨、赵。

3、坚决保卫抗日进步力量，原则上决不让步，仅在与阎谈判时，可表示某些具体问题上让步。

4、对投降派军事进攻，新军应在防卫姿态下，即旧军攻击新军时，采用运动战给以有力与有利的反攻而消灭之；必要时八路军应以适当力量支持新军打退旧军（最好用决死队名义）。

5、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即使如此，也不要怕，只要每区有三四千可靠兵力作核心，并掌握在忠实而能干的将领手里，采用运动战与游击战术，配合八路之援助与民众之援助，是能够打胜投降派的。

6、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7、口号应该是：（1）请求阎司令长官惩办晋西事变的祸首。（2）抗日第一，团结第一，反对分裂，反对内战。（3）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打倒摧残抗日力量的汉奸。（4）一切晋绥军团结起来，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摧残抗日的就是汉奸。（6）山西军民团结起来，严防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7）山西军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以上口号应由新派公开宣传，但暂时不要写王靖国、陈长捷的名字，指出他们名字时，只用口头宣传。

8、八路军表面上应取调停态度，实际上积极支持新军。

9、为巩固晋西南阵地，总部除调还陈（指陈士榘——笔者注）支队一个团外，还应准备调一个团去。

10、为巩固晋西北阵地，120师应准备在适当时机，调一个团增强彭绍辉。

毛  王

12月9日晚，延安各界在抗日军政大学第3大队操场上召开“一二九”纪念大会。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纪念大会开始，首先请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4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100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办了。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的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11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3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12月10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12月上旬，毛泽东终于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的修改工作。其间，就他自己编写的第2章“中国革命”，曾向杨松和陈伯达等人征求了意见，并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论证。

12月12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并贺龙、关向应说：

“你们对巩固4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4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4纵队。”“你们是否经常与雷任民、续范亭二人接头。他们办法较多，你们要多同他们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4纵队，号召4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13日，毛泽东在为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的政治局会议上说：

“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12月20日，毛泽东撰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参看《毛泽东选集》）一文。他写道：

“今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同志的60岁生日。这个日子，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12月21日，毛泽东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医生，满怀激情挥笔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参看《毛泽东选集》）一文。他写道：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50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2月22日，毛泽东设晚宴欢迎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来到延安。

马占山是在1939年冬离开重庆返回防地途经甘泉时，下车打猎，被炸裂的猎枪伤了左手指，拇指被炸飞，中指折断。他的贴身随从急忙把他送往延安医院急救。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前往医院看望马占山。他对马占山说：

“我看你伤势很重，大夫、医药，延安完全给你想办法，不会误了你的伤。”

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过几天你就回榆林吧，你是世界知名人士，万一死在延安，蒋介石会大作文章，给我带来洗不掉的污点。”

马占山也笑着说：

“不要紧，我死不了。”

毛泽东说：

“日本侵略军必定以失败告终。不过伪满地区还有其精锐部队，免不了要负隅顽抗，未来收复东北，要你搭个过渡桥。”

再说12月22日晚宴结束后，毛泽东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在晚会上致词说：

“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马占山在延安住了两周多，伤势见好，已能活动，就在延安几位医生护士的护送下返回榆林。事后，马占山向毛泽东等写了表示感谢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