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经过考察，一再说收获良多。他相信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团结抗战的立场同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他说：

“亲眼看到陕甘宁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这是克敌制胜之本。”

6月7日晚，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集会，热烈欢送陈嘉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欢送会。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欢送词。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相继致词。陈嘉庚兴奋地说：

“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通过访问，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6月8日，陈嘉庚悄然离开延安，要到山西战区“慰问考察”。陈嘉庚一出延安，就感慨地对随行团员们说：

“我未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毛主席。”

后来在7月25日，陈嘉庚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作了题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如实地报告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说他是“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浇油”。陈嘉庚回答说：

“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以后，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到陕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室设在一个窑洞内，布置很简单，……毛主席的烟瘾很重，可说烟不离口，他拿出一罐英国的香烟对我说，我每个月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见他一根烟抽过一半了，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把半截烟蒂丢掉，却把烟头的火灭了，搁在烟灰碟上，然后去会客，及至会客回来，再把那截烟蒂吸完。”

后来他还回忆说：

“中国人民的希望在1940年我去延安时就看到了，去延安之前，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不知道要再过几十年，中国才会出一位伟人来治理好国家，振兴中华。到了延安后，开了眼界。延安没有见到一个乞丐，而在重庆乞丐满街都是；延安的老百姓吃穿虽不是很好，但人人都有工作，有秩序，治安好，精神好，这就是政治好。去延安前周恩来副主席告诉我，延安有以10万计军队。但是到了延安几天都没有看到军队，我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工农红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都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的衣服与老百姓的衣服同样，一时要认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当晚我睡不着觉，一直在想，世界上哪有用不着老百姓供养，而是当兵的自己养活自己的军队？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这样的军队。在朱总司令陪同我去检阅部队时，我看到了战士队列整齐，步伐有力，个个精神饱满，指挥员口令如洪钟，真是好军队呀！而想到国民党军队不顾民生，军风不正，四处强行抓丁，有的地方成为散兵游勇，变为侵扰百姓的兵痞。在延安毛主席请我们几位吃便饭，为了照顾客人多了一两个菜，虽然吃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很高兴，这才是为人民着想。而在重庆，大官们设宴请我们，花了很多钱，在那国难当头，在大后方大吃大喝，是吃人民的血汗，我心里深感难受，吃也吃不下去。通过那次回国参观的对比，我早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在此处叙及：在陈嘉庚到延安以前，延安还没有小汽车，中央领导外出都是骑马或步行。管理人员将陈嘉庚赠送的两辆小汽车，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说：

“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他坚持一辆让管军事的朱德用，一辆给延安的5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用。大家认为应该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再三坚持不要，众人只好作罢。

后来，毛泽东有一次骑马去枣园开会，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左手受了伤。朱德和5老都要把车让给他坐，车开来了，毛泽东仍然坚持骑马回去。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又要去中央礼堂作报告，机灵的警卫员悄悄把车叫来了，对毛泽东说：

“主席胳膊摔伤了，不方便，就坐这一回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

“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

说完就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再说6月7日，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谢振华受命带领10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到苏北敌后开展工作。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谢振华谈话，再三嘱咐他说：

“到敌后发动群众，要讲策略，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

谢振华佩戴上校军衔，率领穿着国民党军服化装成中央军校学员的干部队伍，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经西安、洛阳、开封等地到达皖北。

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沈雁冰正在住处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突然来访。

“雁冰在家吗？”

沈雁冰听出了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忙把他迎进窑洞落座。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你和夫人、孩子，实在是太忙，请你们原谅。”

说罢，他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沈雁冰，又说：

“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沈雁冰惊叹不已。毛泽东又问起沈雁冰今后的创作计划，沈雁冰说：

“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沈雁冰听毛泽东如此说，十分感动，却又连连摆手，说：

“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前几天有人叫我去全国‘文抗’延安分会，因为丁玲他们都在那里。今天你劝我去鲁艺，我还是听你的。”

说话间已经到了掌灯时分，沈雁冰的夫人孔德沚端上了晚餐，招呼毛泽东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那好，就打扰雁冰兄了。”

毛泽东饭量不大，吃了一些，便放下筷子，一支接一支吸烟。孔德沚劝他戒烟，他却摇了摇头，说：

“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毛泽东风趣地自嘲，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6月15日，陈毅将他与粟裕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项英、刘少奇说：

“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陈毅、粟裕决定将江南指挥部及所属北上部队移到茅山。粟裕率部离开水西村，过溧（水）武（进）公路，亲去茅山地区扩军。国民党第3战区第2游击区总指挥冷欣发现江南新四军主力有渡江北上的意图，连夜调集两个团赶来堵截。

6月18日，粟裕在茅山脚下的西塔山附近亲自指挥反顽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团各一部。接着，粟裕又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引诱前来“扫荡”的日军和顽军乒乒乓乓打了几个小时，双方才发现自己打的不是新四军。冷欣气急败坏地说：

“粟裕真厉害，我们上了大当，吃了大亏。”

后来在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渡过长江。江南与江北两支新四军部队胜利会合于江都县吴家桥地区。

6月21日，毛泽东发起的由艾思奇、何思敬牵头的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在延安北门外的文化俱乐部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及刚回到延安的朱德和新哲学会其他成员50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作会务报告。开幕词和会务报告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哲学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毛泽东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得太不够了，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聚餐。毛泽东问坐在他身旁的于光远：

“你是学什么的？是不是学自然科学的？”

“是。”于光远回答说：“我是学物理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毛泽东说：

“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不研究自然辩证法，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希望你多注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自然科学研究会也要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此后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艾思奇演讲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演讲了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演讲了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演讲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演讲了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演讲了军事辩证法，和培元演讲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演讲了中国近代哲学思潮。

范文澜，字仲潭，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仅比毛泽东大40天。1917年，他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26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一度脱党，“七七事变”后，在河南大学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封沦陷后，在河南省委领导下进入桐柏山区打游击，1939年底抵达延安。

再说6月下旬，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第344旅、新编第2旅主力在安徽涡阳县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1938年5月，宋时轮、邓华曾用过这个番号，1939年2月撤销），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新编第2旅改为第2旅；第344旅改为第4旅，其第687、第688、第689团改为第7、第8、第9团；第6支队第1、第2、第3团编为第5旅；第 6支队第1、第3总队编为第6旅；另设1个游击司令部。

1940年7月初，毛泽东撰写了《团结到底》一文，他写道：

“抗日战争的3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19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这个宣言希望得到友党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同，而一切共产党员尤其必须认真执行这个宣言中所示的方针。”

“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的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

“抗战的第4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和友党友军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7月间的一天下午，毛泽普所在的马列学院开荒队在收工时，突遇暴雨，学员们飞快地跑回住处。毛泽普则慢悠悠地走在后面，雨水淋湿了全身，走到毛泽东的窑洞前，毛泽东招呼他进屋躲雨，叫服务员找衣服给他换上，留他吃了饭。毛泽东说：

“刚下暴雨，延河涨水，不好过去。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很方便，行军床一架就行了。”

晚上，毛泽普向毛泽东汇报了开荒竞赛和步行百里背柴的情况。毛泽东问他：

“累不累？”

毛泽普老老实实地说：

“有点累。不过我们受得住。”

毛泽东说：

“敌人卡我们，我们不能坐着等着饿死。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用两只手制服它。现在多打一斤粮食，就等于多生产一颗子弹，多打一个鬼子。”

后来毛泽普从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处，与另一名教员共同担负警卫人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有一次，毛泽东找到他，问某某警卫员最近有什么心事，某某公务人员学习如何，毛泽普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批评他只顾埋头讲课，不注意调查研究。毛泽东还说：

“据反映，你的课量太大，大道理太多，学生们受不了。讲课要注意效果嘛。”

7月12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朱德、王稼祥联名给周恩来等人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恩来、胡服、项英、陈毅、雪枫、克诚：

恩来电悉，我们均同意。

一、叶、管（叶飞、管文瑞——笔者注）部已将顽军击溃，陈毅已抵苏北，并令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2、6两团过江，津浦路东淮北部队亦正往援中。

二、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不要截断皖省从敌区运私货通道。并请雪枫保护于学忠运饷弹道路，不要禁止通过，如通知我们时，我军应负责保护。

三、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毛 朱 王

7月16日，国民党在国共双方的谈判中提出了一个《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即所谓“中央提示案”。

早在6月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如下要求：陕甘宁边区以现状划界，包括23县；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建制，八路军编为3个军9个师，新四军编为3个师；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人民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权利；划给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5省足够的战区；保证八路军、新四军足够的补给；承认共产党在冀察的行政领导及其它游击区的行政权。

国民党在这个《提示案》中则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公署”，隶属陕西省政府。要求缩编八路军为3个军6个师，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设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限制其防地和抗日活动。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

7月24日，周恩来带着《中央提示案》飞回延安，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虽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但绝不可能接受这个让自己困死冀察的提案，于是便提出了以华北5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的修正案。蒋介石立即予以拒绝。中共方面又提出增加山东及绥远之一部为作战区域，各地游击部队仍留原地作战的建议，蒋介石仍然毫不通融。

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3路，1纵插到江苏泰兴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2纵插到黄桥以东，3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

新四军在老叶庄、徐家桥一线击溃陈泰运两个团。为了争取陈泰运、孤立分化韩德勤，战后新四军归还了他的被俘人员和枪支，得到了陈泰运在新四军与韩德勤冲突中不支持韩德勤的保证。随后新四军击败何克谦部，歼何部2000余人，何部一部战场倒戈。

新四军陆续占领黄桥、营溪、蒋剁、古溪等地，又乘胜攻取靖江东北之孤山、季家市、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建立起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先后建立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地政权。

欲知国共两党之间后来斗争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值得后人认真学习。文章中讲到的“同一性”和特殊性，斗争和统一，以及对时局的估计、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