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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话说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说:

“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陈毅接到命令后,与粟裕一起率江南新四军一部组成挺进纵队,渡江北上,开辟扬州、泰州地区。

读者诸君也许有所不知,此时的陈毅不但在军事上有大行动,而且在爱情方面也有一个独特的行动。有一次,陈毅在云岭看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的演出,从武汉参军的演员张茜扮演《一年间》中的新娘子,这位新娘子一亮相,全身红妆素裹,风姿绰约,竟然使年近不惑的陈毅出乎意料的激动。演出结束后,陈毅以一首小诗向张茜求爱,他写的是:

“小箭含胎初出岗,似是欲绽蕊露黄。娇颜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

这封特殊的求爱信,果然征服了年轻貌美的张茜。1940年春,陈毅和张茜在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结为夫妻。有人说陈毅和张茜的结合,无论是新婚时的“郎才女貌”,还是多年后的爱情忠贞白头偕老,都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高层领导人中的理想夫妻。

且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艺成立两周年纪念日,为鲁艺题写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名和8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4月15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项英说:

“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能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项英说:

“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

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

4月21日,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因与项英争执不下,便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东移苏南。他们认为,“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作可以开展局面。”“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完全迫使我军进入平原。我们应该将计就计,以退为进”,“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

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指示电,支持陈毅、粟裕等人的意见,他在电文中写道:

“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4月间,毛泽东为了揭破顽固派的欺骗宣传,让社会各界人民明了国共之间摩擦问题的事实真相,让王稼祥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将通过情报人员获取的6个国民党党内文件,集印成一本小册子,名曰《摩擦从何而来》,公开发行。这6个国民党文件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

《摩擦从何而来》一书的扉页有一篇《引言》,其中写道:“摩擦之发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为之指导,已为事实所证明”。“本书所利用之《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体即系最好之说明。”“我们发表此等事实材料之目的,不仅为将社会人士所关心之摩擦问题的真相披露,且为希望颁发此等文件和发动此等事件之有关方面,为民族国家利益打算,以抗战团结为重,正式取消此等文件,认真制止此类事件。”

萧劲光曾回忆说:“2月间,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编印了一本《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的小册子,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说什么摩擦事件是由于中共的‘不法行为’引起的。”“《摩擦从何而来》这本小册子一发行,社会各界人士恍然大悟,疑团顿释;反共顽固派则气急败坏,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此时的王明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与他抗衡,于是就一反目空一切傲慢自大的习惯,带头唱起了歌颂毛泽东的高调。他在讲演中说:

“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5个字:‘学习毛泽东’。首先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始终一贯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

“第二,要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要学习毛泽东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指针,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要学习毛泽东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要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的精神。”

王明几乎把所有好听的名词都用上了,如此动听的讲演,如此颂扬毛泽东,在当时党内外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东南局的重要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史称第2个“五四指示”,全文如下:

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摩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

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3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四、4、5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7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隐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七、以上策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

八、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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