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话说1942年2月18日至19日，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批判叶青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所提出的错误观点。

叶青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本传前面的叙述中，毛泽东已经两次提到了他的名字。此人原名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四川南充人，以“叶青”的笔名著称。他也是一名“海归”，早年留学法国，跟周恩来等人熟识，对革命有着崇高的信仰，在法国期间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底，叶青奉命返国，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叶青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是年冬，因叛徒出卖被捕，他被判处死刑。这一天午时，叶青等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第一枪他没有被击中要害，刽子手用脚拨了他几下，其中一人说，这个人还没有死，再补上一枪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叶青仍然没有被击中要害。刽子手撤离刑场后，天上下起了雪，他被冻醒，意外地被‘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的人救回。康复后，叶青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又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暴动。他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叶青彻底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告别了共产党，成了可耻的叛徒。他写了大量的反动文章，受到蒋介石特别嘉奖，一跃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职，最终在1949年1月以“文化围剿”的打手被列入国民党战犯名单，成为中国共产党通缉的第二批国民党战犯之一。

再说叶青在1941年秋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后，撰文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评论说：“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

尽管叶青的观点是一种偏见，但他却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一命题的人。

张如心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3个组成部分，指出“这3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他在批驳了叶青的错误观点之后，还特别强调说：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说：

“1、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抽调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安成就较大。2、保护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3、新四军各部及山东部队的电台密码，望少奇督促重新编制，亲自带来。”

2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朱瑞、陈光、罗荣桓等人电，电文中说：

“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请你们考虑在不严重减弱斗争力量条件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中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的问题，如何抽调及抽调多少望电告。并望少奇加以组织。”

2月26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找王明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问题。王明不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向周恩来提出质问，仍然以老腔调为自己辩护。王明说：

“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2、即使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并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

王明如此态度，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中说：

“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也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产生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同时，着重地认真地办理干部学校，抽调许多干部进入各种干部学校，施以系统的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对此决不应该稍有忽视。但最大数量的干部，90%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需的与可能的教育，实在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这样做，而且我们必须这样做。”

“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者不得其法，或者轻重不分，或者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者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者脱离实际，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

是日，中央书记处还发出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决定停止过去所定的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军事学院高级班并入中央党校；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级干部，包括高级学习组，以300至400人为限，参加党校学习。

《新决定》并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决定取消原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由邓发、彭真等人组成负责党校日常工作的管理委员会。邓发仍任校长，主持校务会议；彭真为教育长，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主持军事教育会议。

1942年3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说：

“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政策掌握不够，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

3月4日，毛泽东在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肩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精神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还在信中勉励部队指战员们说：

“要加倍努力生产，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

3月5日，林育英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及妻子涂俊明叫到身边说：

“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我虽未为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尽了力。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1点1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因突发脑溢血，英年长逝，享年45岁。

这天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林育英的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悼念。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

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

3月8日上午4点至9点，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林育英的遗体告别。

毛泽东为林育英书写了一幅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陈云、李维汉及林彪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3月8日，毛泽东借纪念国际妇女节之机，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3月9日，中央决定公祭林育英。毛泽东在公祭之前对朱德、任弼时等人提议说：

“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抬到桃花岭。”

朱德、任弼时都表示赞同。

上午9点，林育英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公祭仪式。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号召大家学习林育英对组织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康生报告了林育英的生平事迹。老海员工人朱宝庭代表中央职工委，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与边区200万人民，高长久代表边区几万工人，相继致词。

最后，由林育英的次子林汉雄致答谢词，他告诉大家说：“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好好工作，继续爸爸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样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死去的爸爸……”

公祭仪式结束后，一万多人自发为林育英送行。林育英的灵柩装上白布帷的灵车，送葬者迅速结成了漫长的行列。毛泽东亲自执绋。送葬队伍抵达桃花岭下，距墓地仍有一段高陡的山路，毛泽东同朱德、任弼时等众多中央领导人抬着灵柩爬上山顶。队伍齐集山顶，将灵柩送入墓穴，毛泽东亲自给墓穴奠了土。

后来，毛泽东又为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6个大字。

再说3月9日这一天，丁玲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暴露黑暗”的杂文《三·八节有感》。

此前，她在《解放日报》创刊后一直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编辑部里还有刘雪苇、陈企霞等人，有关文艺稿件，几乎都经博古、杨松过目。博古曾多次对丁玲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像延安青委在文化沟张贴大墙报那样的‘轻骑队’。”文艺副刊每周出1至2期，每期约占半个版面。到1942年3月，作家队伍中已经涌现出了30多位新人，副刊先后收到500多万字的稿件。文艺副刊对有些稿件没有把住关，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