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3月7日那一天，《解放日报》社的陈企霞派人送信给丁玲，请她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联想到延安发生的两起离婚事件，又想到在文化俱乐部周末舞会上那些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人，一股为女人鸣不平而又怒其不争的情绪一发而不可收拾，就挥笔撰写了那篇《三·八节有感》。她在文章中过分地强调延安存在的问题，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会不良现象，在党内、文艺界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人要求处理她。

3月1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

3月16日，毛泽东审批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全文如下：

（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

（丙）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

（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另一方面，要有对于敌人的思想的批判。

（戊）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

中宣部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运动大会，因院长张闻天外出调查研究，由代理他工作的李维汉在大会上讲了话，提出了几点意见。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带头反对李维汉的意见。他说：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王实味反对指定一部分人当整风委员会的委员，他主张全体委员要由民主选举产生。

王实味还写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的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前两期上。他提倡“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有话不敢说？”“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

这一天，毛泽东连夜打着灯笼跨过延河来到中央研究院，在王震的陪同下，掌着马灯，仔细阅读了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王震发脾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实味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这样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党。”

毛泽东看了墙报，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

王实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1925年考入北大文院预科班；在北大参加了共产党组织活动，不久又离开了党组织；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只身来到了延安。此前，王实味在2月17日就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他在该文中写道：“针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3月19日，刘少奇和随同他一起上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军115师教导5旅第13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赴延安。

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兹将彭电转上，你看此种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间，毛慎仪病情严重。他给在柳树店边中学习的四弟毛雪华写信说，请转告叔叔毛泽东，能否有办法把他的病治好，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毛慎仪是1940年在边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2局，担任电讯机要工作。期间，他得了肺结核和痔疮，由于肺结核病情严重，也影响到痔疮的治疗。

毛雪华接到三哥的信后，立即去杨家岭向毛泽东报告了三哥的病情。毛泽东对毛雪华说：

“快送他进医院。”

毛雪华马上赶到几十里以外的安塞县城。此时，毛慎仪已经病入膏肓，身体非常虚弱，躺在担架上起不来。毛雪华和2局的人立即组织民工，抬着担架，把毛慎仪一站一站地送到延安。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口，毛泽东看到奄奄一息的毛慎仪，十分惊讶，焦急地说：

“怎么病得这么厉害？赶快送他住医院！”

毛泽东亲自把毛慎仪扶下担架，让他喝了点水，又给白求恩医院院长黄树则写了一封信，介绍毛慎仪去那里治病。毛泽东写完信，用自己的汽车将毛慎仪送往柳树店白求恩医院。然而，由于延安医疗条件太差，又缺乏药物，尽管医院想了许多办法，仍无回天之术，毛慎仪不幸病逝，年仅19岁。

这天是星期日，毛雪华到杨家岭，把哥哥病故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脸上流露出一阵哀伤和痛楚，沉默了片刻，惋惜地说：

“慎仪牺牲太早了！他才19岁呀，血气方刚，正是为革命出力的时候。”

毛雪华认为三哥的病并不难治，主要是医术落后造成的，因而对医院有些埋怨责备。毛泽东劝道：

“雪华，革命总是有牺牲的，医院里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你要从大局看。医院条件差，缺少药品，但他们还是尽到了责任。”

毛雪华提出想给哥哥立块碑，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碑你去立，花多少钱，你来我这儿拿，我出钱。”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将毛慎仪的母亲接到北京治病长达半年之久，安慰她说：

“慎仪是个好孩子，他是在延安病逝的，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死得很光荣，你要珍惜身体，不要难过啊！”

再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央党史》的报告，全文如下：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的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3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3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1927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摩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3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1921至1924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1925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3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的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