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地批判了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路线。许多干部都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彭德怀在会上报告了华北的斗争情况，总结了各阶段的经验教训，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他还总结了自己对毛泽东认识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领袖。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会议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会上提出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反对毛泽东，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忙。

关于百团大战问题，毛泽东解释说：

“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

毛泽东很不满意有关方面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据聂荣臻说：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批评了这件事。毛泽东说：

“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多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还有，在战役的第二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做法，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

在秋季的一天，任弼时曾郑重嘱咐萧三说：

“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

他希望萧三能在12月下旬完成。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萧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说：

“我曾有幸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我倍受阳光雨露的哺育，领袖良师益友的教导熏陶，自然有许多亲切的珍贵的回忆。”

后来，萧三为此遍访了在延安的许多人，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人，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可是到了年底，萧三的那本毛传并未能如期完成。

有一天傍晚，毛泽东请中宣部长张闻天打电话把民众剧团的柯仲平、马健翎和抗战剧团的杨醉乡请到枣园住所谈话。

杨醉乡，原名杨增爱，1906年出生于延川县杨家圪台村，1927年5月在延安省立4中加入共产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永远区委宣传部长，列宁剧团团长，工农剧社社长，人民抗日剧社党支部书记，抗战剧团团长，创作有秦腔剧本《崔福才转变》、《王老虎》，快板剧《消灭汉奸》，陕北小调剧《送公粮》，眉户戏《求婚》、《三姐妹》、《劝妻》等小戏。他在演出中经常反串老婆婆，故有“杨妈妈”、“佘太君”之称。

毛泽东的窑洞里陈设极为简单，办公桌紧靠窗口，桌上摆满了书刊、稿纸和文具。西南角放着一张木板床，床上折叠整齐的被面上打着一块约2尺长的补丁。

毛泽东见客人来了，和他们一一握手，示意他们在点有小马灯的办公桌旁坐下，笑道：

“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插秧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到哪里。”

他指着柯仲平说：

“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日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

他又指着民众剧团编导主任马健翎说：

“‘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拿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汇报了两个剧团演出的情况，大家边说边笑，气氛非常活跃。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说：

“抗战进入了新的时期，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为观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具体一点说，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就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9月底，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

前面已经说过，盛世才于1942年9月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囚禁；后来在1943年2月7日又把这些共产党人投入监狱。从4月10日起，由蒋介石派来的“审判团”等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开始动用“抽皮鞭”、“坐飞机”、“老虎凳”等种种酷刑，残酷折磨共产党人。徐梦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3人叛变。

9月27日深夜，新疆警务处李英奇与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拿着盖有盛世才印章的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2监狱。他们指挥9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化名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索勒死，装进麻袋，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过了3天，盛世才又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的尸体挖出来，一个一个进行拍照，把照片送给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功邀赏。

后来在1944年国共谈判时，中共代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即陈潭秋——笔者注）、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其间，毛泽东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显然，他们还不知道陈潭秋、毛泽民等人早已牺牲和徐梦秋、潘同、刘希平3人叛变了。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代表们仍然不知陈潭秋已经牺牲，又把他选为中央委员。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参看《毛泽东选集》）。指示要求：

“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毫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0月5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参看《毛泽东选集》）的社论。他在社论中写道：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决议案。此外，十一中全会还‘选举’了蒋介石作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

“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什么主意呢？不外3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

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打，对国民党拉’的要求，是一路来主张投降的。他们时刻企图策动反共内战，只要内战一开，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国民党在西北集中了40至50万大军，现在还在由其他战场把军队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据说将军们的胆气是很豪的，他们说：‘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他们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听了蒋介石先生所谓共产党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演说，和全会作了与蒋所说大体相同的决议之后说的话。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亦作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可是墨汁未干，将军们即奉命作成消灭边区的军事计划；今年6、7两月实行调兵遣将，准备对边区发动闪击战，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下。现在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墨汁刚刚洒在白纸上，将军们的豪语和兵力的调动又见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决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切赞成‘打延安’的国民党人，不一定都是主观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这样想：我们一面反共，一面还是要抗日的。许多黄埔系军人可能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要向这些先生们发出一些问题：你们忘了10年内战的经验吗？内战一开，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们容许你们再抗日吗？日本人和汪精卫容许你们再抗日吗？你们自己究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吗？你们现在名曰有300万兵，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作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无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你们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能的。只要你们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只能有一个‘降’字方针。国民党中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们，只要你们积极地发动了或参加了内战，你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投降主义者。如果你们听信投降派的策动，把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当作动员舆论、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要走到此种地步。即使自己本来不愿意投降，但若听信了投降派的策动，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结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这是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的第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个危机极端严重地存在着。在投降派看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正是准备内战亦即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产党人、爱国的国民党人、各个抗日党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睁起眼睛注视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头脑。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可以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暂时拖，将来打’。这个方向和投降派的方向有多少的差别，这是在表面上还要维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绝对不愿放弃反共和独裁的人们的方向。这些人们是可能采取此种方向的，那是因为他们看见国际大变化不可避免，看见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看见内战就是投降，看见国内人心拥护抗日、反对内战，看见国民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自己已处于从来未有的孤立地位这种严重的危机，看见美国、英国、苏联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发动内战，因此迫得他们把内战阴谋推迟下去，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空话，作为拖下去的工具。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是善于‘骗’和‘拖’。这些人们之想‘打下延安’和‘消灭共产党’是做梦也不会忘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投降派毫无二致。只是他们还想打着抗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国内的舆论指摘，所以他们可能暂时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的有利条件。他们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共产党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先生，在重庆等候了10个月之久，但是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今年3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今年6月28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回延安，但他就在这时下令调动河防兵力向边区前进，下令叫全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解散机会，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乃不得不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不得不将国民党各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阴谋黑幕加以揭发。我们已忍耐到了极点，有历史事实为证。武汉失守以来，华北华中的大小反共战斗没有断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已两年，国民党即在华中华北打了共产党两年，除原有国民党军队外，又复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到江苏、山东打共产党。太行山庞炳勋集团军是受命专门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国民党军队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这些，我们过去长期内连事实都没有公布。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刻不在辱骂共产党，我们在长期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国民党毫无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善后条件外，仍然相忍为国。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6、7月间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会见时，经蒋先生允许发布命令、委任官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的。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等事实，更是尽人皆知。总之，凡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是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的。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国民党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对于日本人，如果说还有仇恨，也只剩下极小的一部分。这和日本法西斯对待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则一天一天地心平气和了，‘反共’、‘灭党’两个口号，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卫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蒋介石’这类口号了。日本把其在华兵力58%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42%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呶呶不休，劝其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出一点两点稍为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先生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国主义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20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58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解散新四军，进攻八路军，包围边区，诬之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经常不断地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而对于20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58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不执行任何的纪律处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依然只有对付共产党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件对付国民党自己大批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和大批叛国投敌的军事将领的决议，这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十一中全会果然又有‘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话头了，好得很，我们是欢迎这些话头的。但据国民党多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看来，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

时局的发展是否还可以有第三种方向呢？可以有的，这在一部分国民党员、全国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么是第三种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也会同意这个方针。就连蒋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国民党，我们过去长期地也总是希望他们实行这个方针。但是依据几年的实际情形看来，依据目前事实看来，蒋先生和大部分当权的国民党人都没有任何事实表示他们愿意实行这种方针。

实行这种方针，要有国际国内许多条件。目前国际条件（欧洲法西斯总崩溃的前夜）是有利于中国抗日的，但投降派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卫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利招降。汪精卫说：‘最亲善的兄弟终究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日期愈快愈好。’（10月1日同盟社消息）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所以，目前的时局，最佳不过是拖一下，而突然恶化的危险是很严重的。第三个方向的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各党各派的爱国分子和全国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争取到。”

毛泽东在社论中同时表示：

“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欲知此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7月12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和10月5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堪称政论文中的典范之作。且不说他老人家下笔辛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理透彻，单就其政策和策略来说，一般的政论文都是无法可比的。须知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一类文章既不能像一般的辩驳文，也不同于讨伐檄文。它既要充分揭露和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恶行，又不能把老冤家一棍子打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人民和团结抗战之目的。所以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越读越觉得奥妙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