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中国需要国内和平和民主。没有国内的和平，中国既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赢得和平。我们在抗日战争之后若不能取得国内和平，这可能会影响国际上的和平关系。因为，如果在中国再爆发内战，那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别的国家。
外国仍然有许多人不十分明白，过去23年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将来依然如此。
在这重要的23年里，其第一个阶段中，从1924年到1927年，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在第二阶段后期，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其中包括利用外国贷款、外国军事顾问以及其他形式的外援，进行“剿共”战争。在第3阶段，从1937年至今，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至少不会坚持这么长久。再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至少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合作，中国的作战能力比现在就不知要强大多少了。
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打破了国民党“统一行动”的纪律约束，其他外国记者也就将参观团统一行动的纪律置之脑后，先后单独会见了毛泽东。美国记者哈里森·福门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毛泽东家里的情形：
“毛泽东在他居住的小院门口迎接了我。院内是一字排开的6个普通的窑洞，这里住着毛泽东一家及其贴身侍卫。毛泽东那年轻美丽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闻名遐迩的影剧演员蓝苹。这是一个极为聪慧的女人，并且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毅然放弃了她的电影事业，转赴延安，在延安鲁艺学校从事戏剧艺术教育。”
“夫妻二人的穿着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裤一样宽大的劳动布服装穿在她那纤细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显苗条。丈夫穿着一件粗糙的带补丁的上衣和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裤子。我被带到了‘客厅’，这是一间用砖铺地、用白灰刷墙、摆有几件结实但很粗糙的家具的窑洞。时间已经到了晚上，洞内仅有的几点光线，来自一支被固定在倒置茶杯上的蜡烛和几支抽着的烟头上。谈话期间总有几个儿童跑进跑出，这些儿童站下来盯了我几秒钟，然后剥一块糖放在嘴里又跑出去玩了。毛泽东好像根本不在乎她们的存在。”
哈里森·福门所说的这几个儿童，就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叶子龙的两个女儿。
7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给曾生、冯白驹等的指示：
曾王林（王林，指王作尧、林平。林平，即尹林平，下同）同志并告东江纵队全体指战员，冯白驹同志并告海南岛人民抗日军全体指战员：
自广州沦陷，迄今6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3大战场之一。
抗战进入了第8年度，国际环境对于我国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是空前有利。
我八路军、新四军7年来不仅坚持和巩固了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和团结了敌后8600余万的人民和210万的民兵并拥有47万的正规军，克服了1941及1942两年最困难时期，而且一年来在地区和人口上均有极大的发展，冀东我军已挺进至热河、多伦、赤峰及辽宁之锦州一线。一年来党的十大政策在敌后各根据地获得伟大的成效，使全体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为着坚持根据地和准备对日反攻上空前的团结起来了。
总之，不论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中国敌后战场都是胜利的，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处处失败，中原沦陷，长沙、耒阳相继弃守，现粤汉之敌，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之企图，因此大块华南将沦为敌手，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民众。因此，你们在华南的作用与责任，将日益增大。英美在太平洋上继续作战的胜利，一旦接近中国南方海岸，实行对日反攻时，则我华南根据地，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国部队以直接的配合，并可能获得他们一部分帮助，为着迎接新的伟大任务，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有充分准备。为此，必须更亲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加紧整风，打通干部思想，坚持统战政策，加强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原阵地，并力求继续发展，扩大武装部队，建立广大的与强固的根据地。
为使我们能及时了解你们的斗争情形，望随时将敌伪友及我部队根据地情形电告。
关于冯白驹同志领导下之琼崖抗日部队，因交通中断，此间已无法联络，望你们东江纵队多方设法派人赴该岛与该部取得联系，并建立电台通讯，使华南两大根据地有机的配合起来，并力求与中央取得电讯联络。此电请曾王林派人转送海南岛。
中共中央军委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他写道：
各同志：
兹将时局近况通知你们。
一、蒋之军队由于其士兵是捆绑与购买来的，军官极其腐败与根本没有民族民主教育，提倡反共教育，因而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失去战斗意志。蒋军在河南、湖南作战中，绝大多数均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损失在40万以上。进攻河南敌军不过4个师团，蒋军近40万，除少数武器较差、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胡宗南有10个师由陕、甘开入豫西参战，但是只有一二个师能打一下，其余都是一触即溃。河南人民，在蒋军残酷压迫下引起他们普遍的与军队对立，群众暴动围缴军队枪械。这些地方的共产党，早已被国民党摧残，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民在对国民党失望后，希望中共军队到临抵抗敌军之心甚为强烈。
二、胡宗南已调动10个师入豫参战，对边区威胁减轻，但直接包围边区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一切反共行为依然继续。
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3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四、罗斯福3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4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18人不日可到延安。
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关于党的问题，国民党虽在形式上说可以照抗战建国纲领办理，但是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关于军队问题，仅承认10个师即10万人的名义，其余37万军队、200万民兵，均要解散；关于政权问题，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对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代表八千六百万人民的民主政权，概不承认；我党被捕人员不肯释放；其他要求条件都不答应。林伯渠同志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3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质困难，发展了广大的生产运动，今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寇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八、对国民党问题，我们将继续谨慎处理方针，谈判虽无结果，但仍在进行中。
毛泽东
后来在7月19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发给了李先念和中共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
此一时期，毛泽东对于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卫生状况也始终挂在心上。他经常从边区政府工作汇报和同农民的交往中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逐渐了解到边区人民习惯喝生水，生了病不去找医生，而是去找巫神。许多人耽误了医治的最佳时机，最终被巫师折磨而死。他还了解到，边区妇女生孩子还用旧的接生法，不讲究卫生，造成婴儿大量夭折，成活率仅有40%。有的妇女一辈子生十几个孩子，仅有一两个成活下来。成人的死亡率也非常高。
有一天，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说有要事相商。张汉武以为一定是关于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事，于是一路小跑来到毛泽东住处，见面就问：
“主席，有什么紧急任务？”
毛泽东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吸烟，问道：
“你知不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为什么不生娃子？”
张汉武被问得瞠目结舌，他说：
“不知道。”
毛泽东马上把脸一沉，严肃地说：
“市委书记连人民群众不生娃子的大事都不关心，算不上是人民的好公仆。”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是不是水有问题呢？请中央医院的同志，去把水化验一下，好不好？”
张汉武说：
“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情人家中央医院不干。”
毛泽东生气地说：
“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人民群众的疾苦决非小事。我马上打电话请中央医院派人去化验，请你带路，并将化验结果告诉我。”
几天后，张汉武正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中央医院的负责人来了，说是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要他们去侯家沟验水。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那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医院帮助群众对水进行了处理，帮助群众治病。
后来在10个月后，侯家沟那两个村子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毛泽东得知后，高兴得合不拢嘴。
再说7月17日，延安市卫生展览会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幕了。
此前，毛泽东还曾指示边区和中央各医务机关，要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开展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这卫生展览会大门口挂有一条横幅，上面是毛泽东为展览会手书的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展览会场上还挂着阿洛夫大夫的画像和白求恩大夫的遗像。
安德烈·阿洛夫是苏联医生，1942年5月来到延安。作为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阿洛夫总结了一套火线抢救、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的野战医术，为边区培养了一批野战外科人才，获得陕甘宁边区“模范医务工作者”称号，《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他的先进事迹。
这次展览会上的展品有：延安市和延安县人口出生及因病死亡人数统计表；有反巫神斗争、防疫卫生、妇婴卫生、营养以及各医务机关为群众看病治病情况统计表；还有边区自制的药品、器械等。整个展览图文并茂，用形象生动的方法说明疾病、迷信的危害和防治方法。
观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等前往观看，徐特立整整看了一下午还没看够，第二天又接着去看。
7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他首先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传统和外来事物问题上的态度，他说：
“我们有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诸如在俄国的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不存在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某些东西有用，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批评就拒绝接受它。科学无国界。”
“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于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回顾了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演变，指出造成目前两党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他说：
“国民党的根本政策必须修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它必须采取团结人民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它愿意援助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团结和民主。”“自然，委员长是公认的中国主席。我们一直坚守诺言，并且还要坚守下去。第一，不推翻国民党。第二，不没收土地。第三，我们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都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第四，我们的军队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下的国民军的一部分。”
7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指示电，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他在电文中说：
“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400万，华北有150万，绥远有22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7月22日这一天，一架满载美国外交官和士兵的C-47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地上降落，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抵达延安。
毛泽东乘坐用救护车充当的轿车，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及相互关系说来话长。早在1938年，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卡尔逊对边区的两次访问以及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同共产党驻国统区代表的接触，在美国方面来说，只限于对共产党一般地了解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美国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打算。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美国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开向国民党表示，“美国政府决不接受在中国以‘战争对付共产党’的政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示，愿在各种场合与美国等盟国进行诚恳坦白的合作。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向美国驻华官员发出欢迎美国官方代表访问延安的邀请。1942年和1943年，以约翰·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为代表的一批驻华美国官员，在美驻华大使高斯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的支持下，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并给中国共产党以有限的军事援助的建议。由于美国政府那时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依靠国民党进行对日作战，企图通过全力扶持蒋介石政府，以保证在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控制，所以美国驻华官员的建议未被采纳。1943年开罗会议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之一是，要求蒋介石“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以避免战后内战的发生。美国开始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便从中调停国共关系，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
开罗会议后不久，约翰·戴维斯在给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的报告中，再次提请白宫加快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步伐。他说：“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团到共产党中国去，在政治上争取中共，削弱中国依附俄国的趋势，使美国能够在战时和战后适应中国所能出现的改组。”戴维斯的建议，白宫马上有了反映。1944年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派一个美军观察团前往“山西”和“陕西”观察军事的问题。蒋介石回电愿意“提供方便”，但又提出考察应限于国统区内。罗斯福认为，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应在不损害美蒋现存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由此，美国同共产党正式接触的问题又被搁置。1944年春、夏，国民党战场出现的严重军事危机，最终促成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让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