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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谈判不要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话说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演讲。据《毛泽东选集》注释说:“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1942年到1944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大大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

毛泽东的讲演共分3个部分。关于学习问题,他总结说: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了。在这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

“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做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

毛泽东在讲演的第2部分中说:

“同志们可以看见,1937年7月起至现在止,这7年时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3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7年的工作的总结。”

在演讲的最后部分,毛泽东说: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指1944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笔者注),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么我们就会胜利。”

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党对国共谈判的方针。周恩来说:

“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10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

毛泽东说:

“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4月29日,共产党方面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一行离开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谈判。

4月29日晚,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

此前,李鼎铭先生曾将陕西米脂人李健侯所著的《永昌演义》转交给毛泽东阅读。李健侯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从1926年开始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一书,历时多年,6易其稿,终成大作,共计40回34万字。该书描写了他的同乡、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全过程。毛泽东看《永昌演义》后十分高兴,令人将书抄存了一份,便给李鼎铭先生写了这一封信,他写道: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传阅;近日鄙人阅读已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

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写毕,他吩咐工作人员拿出200元边币,以示对李健侯的奖励,将信及边币一并送给李鼎铭。李鼎铭立即让他的四子将毛泽东的手书及200元边币一并转交给李健侯。李健侯激动不已,即赴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又奖励他两石大米。

建国后,毛泽东指示陕西省政府将李健侯安排在省文史馆当研究员,修改《永昌演义》。李健侯不幸于1954年病逝,没有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任务。实属可惜。

且说4月30日晚,毛泽东邀请续范亭和另外几位同志到家里小宴,亲切地询问了续范亭的病情和治疗情况,还给他讲了一些有效的疗养方法。举座叙谈甚欢。

饭后,毛泽东与续范亭等人坐在院子里的丁香树下,一边品茗,一边叙话。续范亭问毛泽东多大年纪,毛泽东说:

“光绪十九年癸巳生。”

续范亭问是何月何日,毛泽东说:

“旧历11月19日,公历12月26日。”

续范亭的出生时间是旧历10月19日,正好比毛泽东大一个月,他想到去年农历11月19日是毛泽东的50寿辰,而延安各界并没有举行庆祝活动,感到很遗憾,便即席赋诗一首,献给毛泽东,以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诗曰: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毛泽东和在座的客人听了,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天夜里,毛泽东谈话时的情景久久萦绕在续范亭的脑际,他对毛泽东的学识、人品、才能都很钦佩,便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五百字诗》,还在长序中详细地记述了这次难以忘怀的会见,抒发了他那无比欢欣的感触:

“毛主席身体健康,器宇雄厚,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古人说:‘大智慧亦寿考’,不祝亦必寿考也。30年奔走无成,见到如此领袖,使我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再不会走冤枉路了。

续范亭还把毛泽东看作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朋友,他在《赠毛主席》一诗中写道: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他在交际处拿出《赠毛主席》一诗给金城看,并解释说: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最好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方针政策。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但是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干部、战士、勤务员,还是对普通老百姓,他都平等待人,推心置腹,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所以我说他‘领袖群伦不自高’。毛主席是知识分子,博大精深,满腹经纶。从外表看,他文质彬彬,完全是学者风度,但他实际上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只有毛主席那样的政治、军事谋略家,才能在西安事变时力主释放蒋介石;才能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第2句是‘静如处子动英豪’。第3句‘先生品质难为喻’,的确,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历史上一切伟人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有句名言,当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沧海之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还觉得不够全面。所以这首诗的前面3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句诗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是《咏怀古迹》中的一句,这里面,‘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羽上的一毛,品清质虚而体积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用诸葛亮比喻毛主席,还是不够的,但想不出更恰当的比喻,只好这样了。”

1944年5月4日至11日,林伯渠、王若飞等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说:明日将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你。

这份意见书是由毛泽东起草的。

5月17日,共产党方面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等人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从西安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

毛泽东电示林伯渠以公函形式将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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