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话说1945年1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等问题给冀鲁豫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冀鲁豫分局并告北方局：
一、黄（指黄敬，1944年冬到延安治病休养——笔者注）病假期间，由宋任穷兼代冀鲁豫分局书记与军区政委。
二、冀鲁豫尚有广大地区未实行减租减息，务必在今年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在太行山整风的1000多平原干部可否从速结束整风，专心学习土地政策与减租减息工作后，望北方局及太行区党委派负责人向他们作报告，将太行区减租及生产经验告知他们，派回平原去发展大减租运动。须知土地政策的彻底实行，是我党政军取得广大农民拥护的关键。万不应迟缓忽视。
中央 子东
1月3日，毛泽东发表《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一文，他写道：
延安权威人士发表对于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该评论称：
蒋介石在其广播中开始说：抗战“8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由于国民党失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之深刻性。对于陷国家于如此危境的原因，蒋氏要求“全国上下”“彻底地反省和一致地觉悟”。可是蒋氏本人却既无反省，又不觉悟。蒋氏说：“过去这种弱点和错误的存在，政府与社会都有其责任。就政府来说，一方面是战时行政不够积极，不能彻底。另一方面是顾恤人民的困难，不愿增加人民的负担，……结果影响了战斗精神，影响了军纪、风纪，最后影响了军事。”在蒋氏统治的区域内，人民负担占收入80%左右的时候，蒋氏竟说什么“不愿增加人民负担”，确实要有很厚的脸皮才说得出口。蒋氏不但不肯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反而将责任推诿给“社会”。就这一点来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痛恨蒋氏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达到了空前高度，怒骂指责，无日无之。为了平抑众怒，蒋氏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对于他的政府工作，说了“不够”二字。但随即抬出一个“社会”，说什么“社会”也“有其责任”，借以欺骗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们。但是“社会”里一切受蒋氏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已经逐渐清醒起来，他们知道受压迫的人民是不能担负这种责任的，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既然政府的责任只是一个工作做得“不够”，而且还有“顾恤人民困难”的深恩厚泽，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万岁万万岁。可是蒋氏觉得不然，他又在其广播中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岂不有些奇怪？但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最近几个月来形成的极其紧张的政治形势，迫着蒋氏将其早已发出的不兑现纸币，填上一个似乎不很久就有希望的实无日期的日期。可是蒋氏这一声明，决不会有什么积极影响，因为他的这种声明，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毫无记性这一点上。可是中国人民是有记性的，他们记得国民党政府开过很多支票，请看：“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为宪政开始日期”，“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国民大会”，“至迟要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限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抗战结束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蒋介石先生，我们要问你：你的票子不是早已填上了许多确定兑现的日期吗？第1张，“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第2张，“民国二十四年四月”，第3张，“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均在“七七”抗战以前，那时并无“军事紧张，国民大会的召集，事实上陷于困难”的情形，何以一次也不兑现？抗战七年半，不论哪一年均比现在的“军事紧张”情形要好些，何以不兑现？你现在开的一张，又答应在“候我们军事形势稳定……的时候”，请问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不改变，你的“军事形势”能够稳定么？“俟我们反攻基础确立……的时候”，请问在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之下，你的“反攻基础”能够“确立”么？“候我们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请问何时“更有把握”？你不是历来都说“绝对有把握”么？何以现在忽然觉得缺少把握了呢？你一向压迫人民，垄断抗战，妄自尊大，为所欲为，到了1945年元旦，忽以缺乏把握宣告于世，请问你及你的一群，该当何罪？还有什么资格来谈国民大会？孙中山还在1925年的临终遗嘱上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你违背孙中山，从人民手里篡夺政权，建立你的血腥寡头专政，人民不赞成，基础不稳，你就三番五次以召开国民大会空言骗人，过去还有确定日期，现在日期也没有了，抗战胜利的把握也没有了，请问该当何罪？就拿你的话来说吧，在抗战期内召开国民大会，请问是战前贿选出来而在战后大部投汪附逆了的那个“国民大会”，还是重新选举的呢？如果是前者，谁要那个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而且烂了的“国民大会”呢，如果是后者，如何选法？谁来执行？谁来监督？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袁世凯开过洪宪国会，曹锟开过猪仔国会，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什么独夫民贼胆敢召开什么蒋家国民大会或猪仔国民大会么？
延安权威人士于揭破蒋氏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耻欺骗之后，结语称：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属望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可是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
1月7日，西北局和边区的主要负责人高岗、林伯渠、贾拓夫、刘景范、李维汉，在毛泽东处谈劳模大会总结问题，刘少奇也在座。他们向毛泽东反映，党外对区乡干部有意见。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原因，这才知道一是区乡干部文化水平低，缺乏理论修养，独立执行政策的水平差；二是区乡干部处在第一线，工作任务重，上级机关在下达任务时，有时不考虑实际，下达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他非常生气，他说：
“热过头了，要泼点冷水。”
稍后，毛泽东平静下来，接着说：
“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上级指示也不可生硬。”
1月9日，毛泽东为了使初步建立起来的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不致破裂，他又打出了一张牌，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如果罗斯福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共产党愿意派出毛泽东或周恩来，或者他们二人，前往华盛顿同总统本人会谈。
毛泽东在信中还要求，如果罗斯福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谈判的蒋介石。
第二天，周恩来也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嘱咐他务必不要让赫尔利知道此事，因为共产党对他持不信任态度。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送给在重庆的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可惜事不凑巧，此时的魏德迈并不在重庆，而魏德迈与赫尔利之间有代为拆信之约，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两个信件全落在了赫尔利的手中，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赫尔利电告罗斯福说：“国民党是能治理中国的唯一力量，中共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赫尔利建议罗斯福总统不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对话。
这正是：事缘不凑巧，外交并非一边倒。中美交恶数十载，始自小丑捣。
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向463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见《毛泽东选集》）。他说：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作者：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3种长处，起了3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边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重，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经济工作，他说：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3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月18日，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 子巧
1月2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给北方局的指示，他写道：
北方局：
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2000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实行，各种政策尚未完全上正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尚不巩固，而黄敬又因病离职。为此，中央特向你们提议，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冀鲁豫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地巩固。在有数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中央土地政策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认真贯彻。北方局必须亲自负责到平原去工作至少半年至一年，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冀鲁豫因地区广大，须要成立3个至4个区党委与军区，并须增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工作。其次，总部与野政仍留太行继续掌握与收集各大城市及交通线上的情报，以及甄别抢救运动中的干部，领导军事生产等。以上望你们与分局商量后电告。
中央 子梗
1月27日，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到达鄂豫边的大悟山根据地，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会师，向第5师移交了从延安带来的900余名干部。
1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给周恩来的指示，他写道：
周：
南方局在目前时期的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与上层联络工作外，应用大力进行下层的群众工作。为了准备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以及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我们必需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南方局及大后方各地党的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深入到农村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办法去为农民群众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只有这一工作获有大的成绩时，然后才能在日本进攻中或国内重大事变中有雄厚的与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这个工作望你与若飞商量，加以布置。
中央 子俭
1月3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见《毛泽东选集》）的社论，他写道：
“根据1月28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194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5钱油和盐，1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生产呢！”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1945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到今年冬季，我们来比较各区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