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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话说赫尔利来到延安的原因和目的,还得从美国军事观察组说起。前面叙述过毛泽东同观察组成员的谈话,给观察组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观察,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强大的和成功的”,将在未来中国占主导地位。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尽管它愿意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但是也十分重视同美国的友谊与合作。因此,美国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友好关系。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对国共双方实行不偏袒的政策,并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一些武器援助,以帮助其对日作战。但是,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不愿意接受观察组官员的这些明智的建议。关于这一点,斯诺在会见罗斯福后曾说过:“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

这样,赫尔利实际上是带着罗斯福总统交给他的调解国共关系、在中国组建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的联合政府的使命来到中国的。9月初,赫尔利到达重庆,他会见了蒋介石,说明“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经过一系列准备后,赫尔利这才飞往延安。

1944年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和赫尔利举行第1次会谈。包瑞德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会谈的情形:“我觉得赫尔利将军在开场白中竭力做出一种姿态,表示他对国民政府和中共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强调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只愿竭尽全力最终击败日本。他进一步表明,他坚信蒋委员长和毛主席都是忠心爱国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接着,他递给毛主席一份声明,说蒋委员长愿意根据其中的条件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声明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2、中共军队将遵守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3、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遵循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两党之政策应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

4、中国只应有一个国民政府与一支军队,共军所有官兵经中央政府改组后,将按军队接受与国军相等兵饷与津贴,所有部队皆应获得武器及物资之平等分配。

5、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存在。中国各政党皆享有合法地位。

以上条文的措辞无疑带着美国口味,其中‘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以及‘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等字眼尤为明显。这些不平常的措辞显然逃不过毛主席的眼光。条文一念完,他立即询问这5点内容代表谁的意见?赫尔利将军回答,这些要点是他的意见,‘但我们大家都参加起草工作’——大概他指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包括蒋委员长及其顾问。赫尔利将军继续说:这些条件并非‘不容讨价还价’的建议,而是要和毛主席及其他中共领袖坦诚进行磋商的,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态度。根据史密斯军曹(赫尔利的秘书——笔者注)对会议的报告,我当时告诉赫尔利将军,我认为毛主席想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否同意所提出的全部条件,赫尔利将军回答,他都同意了。

当时我觉得毛询问这些条件代表谁的意思似乎有些唐突。但是,我后来阅读这些文件,感到这个询问是合理的,因为其中有些措辞不像蒋委员长普通的语调。”

这天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2次会谈。包瑞德记载道:

“在第1次会谈中,多半时间是由赫尔利将军发表声明,我看他的目的是要表示美国政府真心诚意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第2次会谈的经过情形和上午的会谈不同。第1次会谈由赫尔利将军扮演主角,第2次会谈则由毛主席支配。”

毛泽东同赫尔利的谈话内容全文如下:

我们欢迎赫尔利将军到延安,并感谢赫尔利将军帮助中国团结抗战之热忱。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现在赫尔利将军到来,帮助中国人民一手,促进中国民主团结,我们极表欢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向中国西南进攻,美军打到菲律宾需要中国配合,但国民党当局所负责的正面战场却天天打败仗。中国人民和盟国朋友都非常着急,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不好的方向,转变到加强团结、加强战斗力、加强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好的方向。经过赫尔利将军帮忙,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全中国人民都会感谢的。

今天上午赫尔利将军说要进行自由的、公开的、坦白的谈话,现在我就按照你所提的方法来谈一谈。

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一向愿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一条。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困难、缺点与严重危机。如果不看到这方面,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希望有所改变)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的团结的,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

中国现在分为三个区域:敌占区,中国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所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

对于第一种区域,即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对于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

对于第二种区域,即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是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但是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你看解放区为什么这样广大,这就是8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要打日本,同时后面又有国民党破坏,他们是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关于国民党如何对解放区施行包围、进攻和派遣特务捣鬼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一言难尽。

在第三种区域,即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4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二三百万减至195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在大后方,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

以上就是中国3个地区的概况,希望盟国朋友能了解真相。

现在日寇进攻中国西南,美军打到菲律宾急需中国配合,我们怎样才能很快解决问题,来团结全中国一切力量,配合盟国迅速打败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上午赫尔利将军说,美国要增加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高兴。

关于如何解决,赫尔利将军曾提出几个要点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条文,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

这一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解放区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危机。如果不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就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国民党总是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败达于极点,改组政府,首先是为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人家有什么办法?可是它自己的危机,便会无法挽救。

关于“政府民主程序”一点,我感觉似乎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可是蒋先生历次所表示的,却是想拖,拖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因此,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现在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工作。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在解放区,我们进行公开工作,组织人民,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的抗日民主活动,在195万国民党大军里面,有77万5千人被用来包围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在进攻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用一切力量对日作战。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从1939年起,我们在那里的党便被迫成为地下党。只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少数共产党人还被允许公开工作,在西安也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在大后方其他各地,我们的党都被迫在地下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一不罢工,二不罢市,三不罢课,我们还是拥护国民政府打日本。因此,我愿重说一遍: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

相反的,我们在敌后战斗的63万军队和9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6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取消我们军队80%,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

上午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说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地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在参观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17个。我们愿意你们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去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50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

我们的意见大要如此。对赫尔利将军为了帮助中国而不辞劳瘁长途跋涉的热忱,我们在延安的人们深表感谢。关于中国3个区域的实况,我们感觉到有告诉你的必要。

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的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对于毛泽东上述谈话,包瑞德在他的记载中是这样评述的:

“毛主席首先有礼貌地作了一番最简短的挖苦,接着就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抨击。他提出好多点指责,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国民党顽固地拒绝与中共妥协,因此阻挠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他宣称,中国必须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政党的联合政府,为此目的,现政府必须加以改组。毛强调,蒋委员长决意拖延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之后,如果情形如此,结果会造成政府的崩溃。毛坦率地宣称,国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在195万大军之中,77.5万人用来监视共产党,而最近在所有对敌战役中,其余的士兵都逃跑了。他说,在另一方面,中共竭尽全力进行抗战,牵制了大批侵华日军。对于共军应领取与国军相等兵饷以津贴之建议,毛指出国军每位兵士的兵饷只足够买一包中国香烟,共军士兵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强壮,而蒋军士兵却饿着肚子,衣衫褴褛,许多人羸弱多病,甚至短程行军都不行。

毛主席关于国军的一些说话,我是同意的。我知道他们所领取的贬值货币根本没有购买力,他们的口粮少得可怜,人体必要的维他命尤其缺乏,而且他们的制服的质地甚差。我自己曾亲眼看过一些士兵走了短短一段路程之后,就倒下来死了。但是,我仍然认为,在会谈中过早对国民党进行抨击,对他本身利益而言是一项错误,因为我感觉这种做法会使赫尔利将军对整个共产党的运动产生偏见。”

接下来的情况,包瑞德记载道:

“赫尔利将军对于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谈话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指出国军最近在缅甸北部和萨尔温江赢得几次重大胜利,为此目的不得不在事前由华中前线抽调兵员物资,结果在华中地区战事失利。他说,他感觉主席所说关于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话,好像是中国的敌人或者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所说的。

赫尔利对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话做出反应之后,我感到毛有些震惊。但是,他犹豫片刻之后,就进行有力地反击。他说:‘将军,我所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是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都说过的。你认为这些人士是中国的敌人吗?’

毛否认他的言论有如中国之敌人的言论后,赫尔利将军的回答在我看来表现了充分的谈判技巧。显然他感到继续争辩毛对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抨击并没有好处。或者,他大概承认这位中共领袖的回答是有力的,于是他改变了语调。他说,他误解了主席谈话的意思,而且,他回答毛的一项具体指责,承认国民政府确有些贪污现象。赫尔利将军明确表示承认毛真诚希望中国和平并且继续有效进行抗战之后,气氛缓和了不少。赫尔利将军接着声称,蒋委员长愿意在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这是他有意与中共达成协议的明证。

毛立刻嘲笑这个建议,断然声言这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进一步说,它至少让中共一只脚踏进门来。毛加以反驳,说如果双手给人绑在背后,一只脚踏进门户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又说,中共在国民军事委员会占有一席,就能了解所有重要的军事计划和行动。毛再嘲笑这个建议,指出许多军事委员会委员对军事行动毫不知情,而且整个委员会好久没开过会了。

赫尔利将军于是采取一个我认为是明智的步骤。他说:‘主席,如果你认为蒋委员长邀请你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不公平,那么你在什么条件下才愿意参加呢?’

赫尔利将军要求毛提出达成协议的条件,毛表示他需要花一些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和党的其他领袖讨论。他较早时已经在会谈中声明,在不破坏抗日根据地军队与不放弃民主原则的前提之下,中共愿意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分歧。他建议下一次会谈在明日下午举行,那时他会提出达成协议的建议。”

1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3次会议,讨论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的问题,拟定答复意见。

与此同时,包瑞德则驾驶着观察团的吉普车带赫尔利参观了延安和郊外的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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