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我们相谈的目的，是为了少牺牲，少损失，少消耗力量。我们国家底子薄，无非是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打不过去。李宗仁是来还是不来，由他自己选择。只要谈得成，我当主席，他当第一副主席”

话说1949年3月28日，李宗仁的密使刘仲容到达北平，周恩来派齐燕铭到前门车站迎接，当天便接见了他。周恩来让他先休息，并安排他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

是日晚8时许，周恩来派吉普车把刘仲容送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接见了他，这是两位湖南老乡第三次会晤。

本传前面说过，早在1937年1月下旬，刘仲容到了延安，一住就是数月，与毛泽东过从甚密。后来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第二次会晤了刘仲容，笑容可掬地说：

“刘先生8年前来延安看我，8年后我到重庆看你，这就是礼尚往来嘛！”

刘仲容在会见中曾劝毛泽东早日离开重庆。

再说毛泽东与刘仲容寒暄了一番，话题就转到和谈上。毛泽东首先问及南京方面的动向如何，刘仲容说：

“南京政府里有3种人，一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命运已经注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谋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有和平诚意，动摇徘徊，这可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笑问道：

“李宗仁、白崇禧算是哪一派？”

刘仲容说：

“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纠葛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部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李、白被迫主张和谈。”

毛泽东又问：

“李、白两位选择和谈结束战争值得欢迎，但不知是真心实意，还是步蒋介石的后尘，利用谈判备战再打？”

刘仲容说：

“他们希望获得体面的和平，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啰。”

刘仲容说：

“白崇禧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60万人，他认为依据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是不那么容易的。”

毛泽东说：

“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此时，桂系夏威部队的一部分在安庆被解放军包围，桂系的另一支部队的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陈赓的部队缴了械。刘仲容受白崇禧之托，向毛泽东提出解围并发还武器的请求，以示和平诚意。毛泽东表示，可以放松安庆之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也可以还给桂系部队。他要刘仲容通知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联系。刘仲容说：

“这样安排，是仁至义尽了。”

3月28日夜晚，柳亚子因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一些矛盾感到无力解决，又因急于到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祭奠而苦于没有专车，颇有牢骚，忍耐不住，便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律诗：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毛泽东阅后，指示有关部门，对柳亚子的生活问题作了妥善安排。后来，柳亚子在4月25日由六国饭店迁入颐和园益寿堂居住。

3月29日，何应钦增加刘斐为和谈代表。李宗仁对刘斐说：

“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邵力子知道和谈希望不大，对于首席代表一职坚辞不受，何应钦又宣布以张治中为谈判首席代表。

3月底，在华北战场上，华北野战军第18、19、20兵团及第4野战军炮兵第1师已经集中于太原前线。

毛泽东为了统一太原前线的领导，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8人组成太原战役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为第一副书记，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陈漫远、胡耀邦为常委。

以徐向前为司令兼政委的第18兵团的司令部、政治部，兼为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委，陈漫远为参谋长，胡耀邦为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3个兵团和第4野战军部队及晋中部队。

阎锡山犹做困兽之斗，将他的部队和中央系部队分作5个防区，各委将领，实行防区责任制；又将所有的炮兵组成10个炮兵群，交由侵华日军今村中将、岩田少将指挥。阎锡山又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他慷慨激昂地指着桌子上放着的毒药瓶子说：

“我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失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攻城，扬言“要学田横五百壮士，失败也要失败个样子”的阎锡山，借故李宗仁相召，商议党国大事，仓惶逃往南京。

此时，在长江两岸，攻守双方也早已是重兵麋集：

国民党军在从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上，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兵力。其中以汤恩伯为总司令所指挥的“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75个师，及其江防部队共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以“华中剿总”白崇禧所属40个师，及江防部队共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的地段上。除此之外，另有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在安庆、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地；有江防舰队主力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沿江巡弋；还有空军4个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各路军作战。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威胁或伺机对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

而人民解放军的渡江部队，除了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外，主要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2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及地方部队，9个军计35万人；有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第3野战军第7、第8、第9、第10兵团15个军计65万人；总共是8个兵团，26个军、80个师，100余万人。

3月31日，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总前委，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的命令和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部署情况，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要目标是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

参战部队2野、3野和4野各一部，于3月末和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具体作战方案是：

由粟裕、张震率第3野战军的统帅机构，直接指挥第3野战军的第8、第10两个兵团主力及苏北军区部队，共8个军又3个旅35万人，组成东集团军。

由谭震林指挥的第3野战军第7、第9两个兵团，共7个军30万人，组成中集团军。

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的第2野战军第3、4、5兵团及地方部队，共9个军28万人，组成西集团军。

由第4野战军第12兵团的第40军、43军及中原军区部队，共20万人，进逼武汉，牵制武汉地区之白崇禧部，策应第2、第3野战军渡江作战，并相机在武汉至九江段渡江。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为推动全国和平运动，发表《北平和平解放通电》。通电叙述了北平和平谈判的经过，还说：

“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4月1日下午3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和以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以及代表团顾问屈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秘密中共党员，戏剧、电影艺术家），秘书长卢郁文（参加和谈后留居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副秘书长等职），另有秘书10人、译电员2人及随员5人等，共20多人（其中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8个人：秘书谢超，速记余湛邦、袁永竹，缮写周光宇、任宝华，随员张立钧和那两个译电员），一起飞抵北平。

刘仲华，曾用名刘子华，1899年出生在山西省原平市沟北村；1923年由李大钊和李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由李大钊派遣，到上海大学从事学运工作；1925年秋，被派往河南等地为党募捐经费；1926年初，到五原地区续范亭部军政教导团；同年陪鹿钟麟赴苏联参观考察军事。1927年夏，他奉命到河南四望山游击队，经河南省委指派，前往安徽太和县杨虎城部、阳县高桂滋部、亳州方振武部，向党内同志传达中央指示，建立皖北特委，任军事委员，并任方振武部中共前委书记，组织当地农民，发动武装暴动。1928年，他到上海，在周恩来、聂荣臻领导下，在军委从事情报工作。1935年3月，刘仲华领导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组建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任书记，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的工作。1936年，他接受第三国际驻上海代表的指示，将工作移交给王世英，取道法国赴苏联，苏方不准其入境，回国后党组织又不接纳他，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抗战开始后，刘仲华经张任民介绍，到五战区李宗仁手下担任高级参议，以“非党员”身份做共产党员的统战工作。他很快和李克农取得了单线联系，并和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与陈少敏、王炳南等建立了工作关系。李宗仁对刘仲华的身份了如指掌，但他对刘仲华却很赏识、器重，通过刘仲华与李先念的新四军取得联系，商定和沟通一些共同抵御日寇的部署。1949年３月13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华和刘仲容转告毛泽东，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3月25日，李宗仁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暂时停止进攻。27日和28日，叶剑英在北平西郊连续接见黄启汉、刘仲华，并把同他们谈话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

全国解放后，刘仲华历任政务院参事，北京市地震局局长、房管局局长、园林局局长等职；1953年，北京市委决定，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接受他重新入党，因有周恩来、聂荣臻证明，无入党介绍人。

再说毛泽东鉴于张治中来北平前曾到溪口拜见蒋介石，便决定降低迎接规格，由第4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人到机场迎接。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次和谈极力进行破坏。在张治中等人离开南京3小时后，南京6000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接受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殴打示威学生，致使示威学生死亡2人，受伤100余人，失踪多人。而主张和谈的李宗仁也不敢对凶手做任何处理。

张治中一行到北平后被安排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当他们走进饭店时，见迎面悬挂着一幅大标语，上写“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屈武说：

“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当晚6时，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还有新增加的代表聂荣臻，设宴招待国民党代表。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林伯渠邀请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严肃地质问张治中：

“文白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说：

“周先生，容弟解释。蒋先生虽然退到溪口，力量还是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周恩来说：

“不管怎么说，这样做只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混淆视听，证明蒋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广播你们收听了，带了为实施8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说：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8项原则为基础。”

周恩来说：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

4月2日，毛泽东公开发表致傅作义电，对4月1日的通电深表赞许，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动，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1949年4月2日

4月2日中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家宴请张治中吃饭，他满面笑容地同张治中握手，爽朗地说：

“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

本来，张治中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下，作为首席和谈代表来到北平，心中很不是滋味。毛泽东的话，亲切自然，诚恳真心，使忐忑不安的张治中稍有如释重负之感。毛泽东又问到张治中的身体和家人可好？张治中在谈话中说：

“蒋先生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先生主持。蒋先生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不将‘战犯’问题写入条文。”

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宽大处理。张治中说：

“若按照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的联合政府方案，国民党应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

毛泽东说：

“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都说不定。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可以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

张治中说：

“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

周恩来说：

“今后不是一党专政的政权，而是民主联合政权，各党各派都可以参加。”

张治中说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的美德，非常感慨地说：

“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毛泽东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有何意见，张治中谈到了他对外交上的看法，他主张对苏美并重。

4月2日这一天，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了黄启汉，周恩来说：

“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8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6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为谈判的基础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

4月2日晚，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进晚餐。

李济深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甚是感动，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太客气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也犯了很大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使中国民族长期陷入贫困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的认识终于实现了。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吹嘘。”

毛泽东说：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我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李济深说：

“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相处得会更好。”

说话间，客人都陆续到齐了，客厅里坐得满满的。毛泽东谈笑风生，和客人们拉家常，谈时局，他还说：

“‘独立’外交是新形势下的新烟幕，美国不希望我们与苏联接近。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一边倒’，要与苏联紧密合作。帝国主义不可怕，战争不可怕，我们今天必须真正站起来。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他们来时，曾带来了8项谈判条件。他们提出，战犯问题暂不谈，将来由联合政府办。联合政府由中共和南京政府商量决定。战犯要谈，联合政府由中共和民主党派决定。拖不行，必须迅速决定。张治中等原则上承认8条，具体全不承认。南京政府是六亲不靠，美蒋和地方势力都靠不住，和平攻势也靠不住，靠中共走北平道路是上策，广西道路是中策，跑到广州是下策，现在该下决心了。”

送走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毛泽东又会见了刘仲容，告诉他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已到北平，与周恩来等开始谈判，为“划江而治”，各不相让，陷入了僵局。所以想请他回南京去，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勿再固执己见。毛泽东还说：

“你可以告诉李、白：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商量；至于蒋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我毛泽东也可以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刘仲容沉吟着道：

“恐怕难有好的结果，昨天接到白总司令来电，称中共硬要过江的话，打乱了摊子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莞尔一笑：

“说到底，白崇禧是要保住他的军队与地盘。这样吧，就请刘先生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广西部队十来万人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再有，我们过江后他看着不顺眼的话，可以退去长沙乃至广西，不妨订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3年内不进他的地盘，好不好？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那？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力量打赢他们，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

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刘仲容着实感动：

“毛先生如此宽容，名副其实大雅君子，我即日回宁，尽力劝说之。”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对他说：

“他们去南京的事，你给安排一下吧。”

4月3日，周恩来带刘仲容到北京饭店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几位民主人士见了面。朱蕴山等是半年前由香港到东北解放区，最近又由沈阳到北平来的，都是刘仲容的熟人。他们久别重逢，十分高兴。周恩来对他们说：

“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现在我们正在开始同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谈判，不论签不签协定，我们是一定要渡江的。”

周恩来宣布，这次去南京谈判的特使共4位，除刘仲容外，还有代表各民主党派的朱蕴山、带有李济深亲笔信的李民欣和去找顾祝同的刘子毅。周恩来说：

“你们去，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要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就无依无靠，广大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群众是会拥护我们的。”

周恩来还交给刘仲容两个任务，一是照料朱蕴山和李民欣的生活，二是把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到北平来。

4月3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宴请了章士钊，交谈了湖南的情况。章士钊说：

“程颂公主张真正的和平，从武汉回湖南的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也有意随程潜走和平道路。不过陈明仁在东北四平街和解放军打过硬仗，心存顾虑。”

原来，章士钊在1949年3月份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有关国共和谈会议的程潜进行了一次长谈。章士钊向程潜介绍了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的情况，他说：“毛泽东英明果断，襟怀宏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空前是肯定的，绝后还不敢说。毛泽东对你颂公倡导和平期望殷切，决不会当战犯看待，而且将予以礼遇。时代在进步，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就应让谁来搞。你们国民党已经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还不如让共产党来搞吧！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章士钊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他如何赞助黄兴，如何支持孙中山，如何反对蒋介石，说明什么是背叛，什么不是背叛，大节应当是对国家民族有利。正是通过这一次谈话，章士钊了解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真实意愿。他所说的陈明仁，原是蒋介石的嫡系干将，在四平战役时抬着棺材与解放军拼死作战，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