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边吸烟边和大家说笑。他问身边的张元济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皇帝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
“此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
毛泽东听后，爽朗大笑，说：
“戊戌变法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革。改革也要流血。它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读书人闭门搞改革，断无成功希望的。我们进行革命，主要依靠发动群众。”
毛泽东又问张元济：
“在清朝做事每月多少薪俸？”
张元济说：
“10两银子。”
“不够生活吧？”
“另外还有两担米。”
毛泽东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他读了《科学大全》那本书，学到不少新知识，还说商务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经常翻阅。
毛泽东转向陈叔通，问道：
“您老人家到此一游，有何感想啊？”
陈叔通认真地说：
“我和张老可谓是三朝元老，参拜过清朝的皇帝，见过袁世凯，和蒋介石也打过不少交道，感到这些最高统治者的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唯有我们的毛主席，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
毛泽东忙说：
“叔老，千万不要奉承我！我们都要警惕鲁迅先生说的捧杀哟！”
接着，毛泽东称赞陈叔通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他说：
“叔老，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
陈叔通说：
“我没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
陈毅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上海解放后，有个国民党的秘书长在街上摆摊卖杂货。他年幼的儿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3年由曹火星创作的歌曲，原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改动）这首歌，他就气急败坏地说：
“别唱了，你老子都快没饭吃了。”
毛泽东听着听着就笑了。他转向管理员刘曾岭，问道：
“我们这么多人来天坛，有什么手续要办？”
叶子龙报告说：
“主席，进门时我们已经买了门票。”
毛泽东点了点头。刘曾岭见毛泽东一行人就要走了，赶紧对张元济说，北平的所有公园名胜，除孔庙外已全部开放了，他希望能让孔庙也开放。张元济鼓励他亲自对毛泽东讲。刘曾岭就大着胆子向毛泽东提出了建议。毛泽东说：
“好啊，你写一封信把这件事详细讲一讲，寄中南海毛泽东收。”
游览结束了，毛泽东亲自为陈叔通打开汽车门，照顾上车，然后自己才上了车，离开了天坛。
9月20日，毛泽东、朱德给董其武等人复电说：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还指示说：绥远不要用军管方式，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主席；绥远人民政府和绥远军区与董其武的绥远政府和保安司令部实行合并、合作。
聂荣臻、薄一波也给董其武发了贺电。
9月20日上午，程潜到中南海拜访了毛泽东，他一回到北京饭店住处，就高兴地对程星龄说：
“星龄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大同学要单独见见你这个小同学哩。”
程星龄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不解地问道：
“颂公，看您高兴得与我开起玩笑来了。什么好消息，哪个大同学要单独见我这个小同学啊？”
原来，程潜此次到北平来，受到毛泽东热情地接待，是他在起义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力于族弟的出谋划策。所以，在这次拜访毛泽东时，他简要地向毛泽东介绍了程星龄的情况。其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就从湖南省地下党和香港的乔冠华与章士钊等处得知了程星龄的许多情况，因此，在游天坛公园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程星龄。
程潜见程星龄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的样子，便开怀大笑，他说：
“星龄呀！毛主席说你是他一师的同学。他比你大，你比他小，你是他的小同学。他要单独见你叙旧，一会儿就有车来接你。毛主席都没有忘记你这个小同学，你就忘了毛主席这个大同学？”
程星龄这才恍然大悟，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即将举行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之际，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要单独接见他，还亲切地称他为“小同学”，便连声说：
“岂敢，岂敢！我和毛主席在一师是先后同学。他是第8班4级的，时年25岁。我是15班1级的，才17岁。他是高班，我是低班。他当时在一师已经是声名卓著，被杨昌济等老师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我还只是幼学。”
程星龄边说边从手提箱里拿出一本纸张发黄、稍有破损的民国六年十月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翻给程潜看：
“这第10页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就是毛泽东。我的名字是在这26页上。”
程星龄边翻边说：
“出于对毛泽东、杨昌济、徐特立等人的敬仰之情，我一直将这本《同学录》珍藏着。这次带来想给毛主席看看，但又怕没机会，更忌高攀之嫌。想不到毛主席主动来认我这个小同学，还要单独见我。颂公，你说我这《同学录》带去好，还是不带去好呢？”
“带去，带去。保存几十年了，也不容易，也可表达对主席敬仰之情呢！”
程星龄在程潜的鼓励下，带着《同学录》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院内，他留心观察着毛泽东住处的一切设施：会客室里只有几张沙发和茶几，没有字画、古玩和盆花之类；办公室内也只见一张很大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文件、图表，办公桌一侧有两张沙发，一个大茶几上面摆着几部电话机。程星龄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要职，经常出入国民党军政大员家里，还到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办公室和家里。在他的眼里，哪一家不是富丽堂皇，豪华奢侈？而新中国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他的会客室和办公室，竟然如此简单朴素，不禁使他大吃一惊。此时给他的印象之深，以至于数十年后谈起之时，依然是记忆犹新。
毛泽东见程星龄来了，立即放下手里的文件，迎上前去，满面笑容地紧紧握住程星龄的手说：
“小同学，请坐，你今天就在我这里吃中饭，我们好好谈谈。”
程星龄的双手被毛泽东那双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时，不禁感到一股暖流遍布全身。他非常激动地说：
“主席，在一师时，您就是我敬仰的人。所以，我一直将我们湖南第一师范民国六年的《同学录》珍藏至今啊！”
“啊！你还保存有我们民国六年的《同学录》？带来没有，给我看看。”
“主席，我带来了，请您看吧。”
程星龄取出《同学录》，双手呈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翻看，一边说对哪些人还有印象，对哪些人印象还非常深刻。在翻到周世钊的名字时，他深情地说：
“星龄，你在长沙与惇元有来往吧？最近我还收到由他领衔，与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老师联名给我发来的贺电、贺信哩。我和他不仅是同班同学，还盖过一床被子哩。”
程星龄说：
“惇元兄在我们母校一师任教，现为代理校长。因我从台湾回长沙后主要是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做颂公和子良的起义工作，因此和他交往不多，但知道他道德文章都堪称师表，深得众望。”
毛泽东感慨地“啊”了一声，说道：
“此兄骏骨未凋，甚有生气。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去。一师由他当校长，是深得人心的！”
程星龄谈到了王季范，毛泽东激动地说：
“他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他当时不仅在经济上帮助我，在学业上教诲我，还对我从事的活动也尽力支持。我常常惹出一些‘祸’来，也多是他出面才使我转危为安。特别是那次为驱赶校长张干的事，更给他惹出不少麻烦。他和惇元兄在你们促成湖南和平解放、长沙起义后，都给我来过电报。九哥还给我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很好的治国建议。”
毛泽东说完继续翻看《同学录》，当翻到26页看到程星龄的名字时，一边指着《同学录》，一边笑着说：
“星龄啊，你的名字在这里。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你的别甫却是‘不云’，我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呀！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星龄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如此与他开玩笑，不免一愣。但他毕竟也是非常机敏的人，反应很快，便笑着对毛泽东说：
“主席，您比我早生于韶山仙境，我晚生于醴陵山乡。您先我入一师数年，已借得洞庭云雨，滋润着一师和三湘大地。我这没云水的人，也靠了您的滋润，才有今日啊！不过主席，我这别甫，从一师后再也没用了，所以，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而主席‘润之’的别甫，如今已是天下人都知道啊！”
“那我不叫你‘不云’，还是叫你星龄好了。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奉承我多了，我就可能会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程星龄说：
“主席，不是我恭维你，行严先生都说您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呢！”
“哦？有这等事？”
于是，程星龄就把程潜起义前，他两次会见章士钊的经过说了一遍。
本传在前边已经说过，早在1949年3月，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竭力拉拢程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专门宴请程潜和程星龄，妄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而正在此时，章士钊从上海来到了南京。章士钊和程潜既是密友，也是诗友，相互间甚为敬重，无话不谈。经程星龄安排，章士钊和程潜进行了一次密谈。程星龄简要向毛泽东叙述后说道：
“主席，行严和颂公的谈话和写的信，对促成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小的作用。”
毛泽东说：
“促成颂公和子良的长沙起义，湖南和平解放，行严有功，但你的功劳也不小啊！行严说我是什么伟大人物，有些言过其实了。没有夺取政权时，他那样的赞誉，可以获得人心。现在夺得政权了，说好话的人恭维的人多了，就会变成危险的事，要注意李自成的教训！”
程星龄的所见所闻，使他更感觉到章士钊对毛泽东的颂扬言之不谬。但他还是感到毛泽东的住所和办公陈设太简陋了，便忍不住对毛泽东说：
“主席，败不馁，胜不骄，永远保持创业时期艰苦朴素的本色，是使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但我这小同学感到您这办公室里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一‘菊香书屋’之名不符了。”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道：
“我刚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你说这行吗？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国民党不同的也就在此。所以我说，过去我不管，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代表来，他们来了，要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在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当领导的一定要带好头，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好了，言归正传。我今天请你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想同你商量一下，就是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更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4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还有个部队的问题，所以准备以4野司令员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活动时，我们还都是学生，林彪比我的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论班辈又感觉有些为难。请你先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
程星龄闻言又是一楞，且不说毛泽东开口必称“颂公”，就是对程潜的安排，也是他和程潜从来没有也不敢奢望的。想当年，程潜在辛亥革命时任武汉前线重要指挥官，讨袁、护法时，任湖南总司令，蒋介石也还是个学生，就是在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府时，程潜就任军政部长，蒋介石还是他的部下，可蒋介石从来就没有像毛泽东这样尊敬过程潜。更令他吃惊的是，毛泽东对于一个刚起义人员的安排，还说什么要请他先考虑婉商，便动情地说：
“主席，您现在是开国元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要再叫‘颂公’‘颂公’这些尊称了。再说程先生这次来京，承蒙主席这么优待，他的感激心情，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关于工作的安排，主席怎么安排，他都会欣然从命，更何况安排如此高位！这一点，我很清楚，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不，还是要请你先考虑好了，去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
程星龄禁不住说：
“主席，您对颂公太敬重了，对我也太客气了，使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
“颂公是老前辈，我们做晚辈的当然应该尊敬。敬老尊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共产党人更应将它发扬光大！”
他还说：
“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这些旧部，需要安插而又可以安插的，我们尽可能给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老部下，都得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大米5万斤，由他自己开支，不受任何限制。颂公是老年人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在北京也替他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他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程星龄激动地说：
“主席，您既是亿万人民的领袖，也是敬老尊贤的楷模！我回去给颂公传达，我相信他会感激不尽的。”
程星龄回到北京饭店，把毛泽东的谈话如此这般地全部告诉了程潜，程潜激动地说：
“我这个多年与共产党为敌之人，刚投向人民，就受到毛主席如此殷切关怀，怎能还有什么意见，只觉自愧！”
他抬头望望窗外，无比感慨地对程星龄说：
“星龄，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的机密从未让我与闻过。这次一到北平，毛主席就把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计划给我看，还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啦！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起义的老人，是既尊重又推心置腹。从这也可看出，毛泽东确实如行严所讲的襟怀宏伟，一代伟人啊！”
后来，毛泽东为了照顾好程潜的生活，特意安排程潜的大女儿程熙作为公职人员在家照顾父亲，要她不要急于出去工作。他对程熙说：
“将来，一定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9月20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用打拉两种办法迅速解决宁夏问题”给彭德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张阎甘：
19日电悉。你们处置甚对，傅作义明日可返平，当与面谈拒马入绥。你们则靠自己力量，用打拉两种方法争取迅速解决宁夏问题。
军委 哿酉
欲知宁夏问题能否顺利解决，请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谈到他的办公室时说：“我刚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你说这行吗？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国民党不同的也就在此。所以我说，过去我不管，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代表来，他们来了，要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在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当领导的一定要带好头，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这些话对于后人来说，可谓是金玉良言！只可惜后人不肖，渐渐酿成奢靡之风，陈规陋习，沉渣泛起，比起旧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呜呼！败亡之象已露端倪，可不察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