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张治中遵照毛泽东信中的嘱托，致电陶峙岳、包尔汉说：
“9月17日两电均悉。兄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阅电亦表嘉许。至于我何时去迪化，当秉承毛主席的意旨，决定行期后再行电告。”
9月22日下午3时许，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刚刚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鹤滨说：
“毛主席叫你到他那里去。”
王鹤滨随着王振海来到菊香书屋，踏上北屋的台阶，见双开门的门框上方有一块木匾，上面镌刻着3个大字：“紫云轩”。进了大门，王振海把王鹤滨带到东侧的门里，便退了出去。
这里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毛泽东穿着一件用毛巾布做的旧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线装书，正在阅读。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的灯都亮着。毛泽东见王鹤滨进来，立即将书放在床东侧的书堆上，移动了一下躯体，面对着王鹤滨斜靠在床头上，以手示意王鹤滨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他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一支香烟，点燃后，用手晃灭了火柴棒，放入茶色玻璃烟灰缸内，很有滋味地吸了一口烟，微笑着说：
“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几位书记。”
说完又把烟嘴插入嘴里吸着。王鹤滨以前虽然已经和毛泽东见了3次面，但他和毛泽东单独相处，这还是平生第一次，难免有些拘谨。毛泽东见他全神贯注地听着，没有什么反应，一副又拘束又认真的样子，就忍不住想笑，于是便提高了声调，粗犷而又嬉戏地说：
“王医生，你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
这句话一出口，连他自己也失声咯咯咯地笑了，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王鹤滨这位出身于农村的孩子，什么粗话、脏话、骂人的话没有听过，没有说过？可如今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语，竟然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他听了不由得先是一愣，继而明白了毛泽东是故意用这些直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和自己交谈，用以活跃气氛，于是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是毛泽东特有的“速成”亲切法。
这一天，奉调广州任副市长的原长春市委书记朱光，借南下途经北平之际，来看望老首长朱德。他正与朱德在庭中散步，住在不远处的毛泽东信步走来。毛泽东一见朱光，不觉一怔，未等朱德开口，就似笑非笑地指着朱光问道：
“你，你是哪一个？”
朱光马上进入戏剧角色，拉长声调说：
“我——朱光是也！”
“好你个朱光，你还认得我吗？”
“哪个不识你——中外皆知的伟大人物！”
“那么，你为何看总司令而不看我？”
“因为我和总司令同宗、同姓，同一宗派山头。”
朱光这话虽是戏言，却也有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太行抗日前线担任过朱德的秘书兼第18集团军总部秘书长，与朱德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只听毛泽东说道：
“你既然把我划为外人，难道你不怕我见外，把你忘记吗？”
朱光答道：
“你忘不了我朱光！”
“为何忘不了？”
“因为我还没有给你演出《奥赛罗》呢。”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道：
“是的，我还要领教你的表演提高我的书法嘛！”
朱光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兴致勃勃地浏览着书架上那琳琅满目的藏书。毛泽东看他的神情，便开玩笑说：
“你这个朱光，还想夺走哪几本书呢？”
朱光连忙赔笑说：
“岂敢，岂敢。我不要你的书，只要你的墨宝。”
二人又谈起12年前那“夺书事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一时高兴，挥毫书写了一幅草书《七律·长征》，并书：“附赠征人”，送给朱光。朱光也乘兴抒情，书写了一首诗：
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落款处署的是：“朱光于1949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
毛泽东看罢，提笔将他那落款中的“法”改为“癖”，将“府”改为“家”。朱光见了不以为然，他说：
“主席，何必如此，过不了几日，你就是一国之主了。我尚且故隐其讳，否则，我不该写‘主席府’了吗？”
“你这个朱光上皇，你要给我加封加冕而称为王霸吗？朱光，我们出身草莽，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千万代也罢，你我始终如一，要祸福与共，甘苦共尝，同称同志，同叫背枪的，当兵的。多少年，我们当兵的来无踪，去无影，行无定所。时至今日，我们人民，我们党胜利了，这才有了‘家’。我指的不是什么书法家之类的‘家’，或者是这个‘家’，那个‘家’；也不是说以‘府’称‘家’的‘家’；而是人民的‘家’，党的‘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
毛泽东说罢，提笔又为即将南行的战友写下了一幅赠言：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
毛泽东
朱光听了毛泽东的话，看着这幅赠言，不禁为之动容。
9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新疆省主席包尔汉、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他写道：
包主席、陶将军：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及贵总司令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布覆，敬颂勋祺。
毛泽东 申梗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准备在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有关起义人员。在圈定被邀请人员名单时，毛泽东说：
“这次邀请的虽然都是有功的主要起义将领，但不要忘了我一师的那个小同学程星龄，他在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中是有重要贡献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在中南海请了五六桌客，被邀请者大多是军方代表。在宴会开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说：
“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不过你如不便公开使人知道你的意见，我当保守秘密。”
毛泽东说：
“你说吧。”
张治中问：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毛泽东说：
“我同意五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你觉得如何？”
张治中激动地说：
“我反对这个图案。红色的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因为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人们很容易认为是分裂了国家。再说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想到是一根棍子。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孙猴子的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一根金箍棒干嘛？不如用一幅五星红旗。”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一番议论，沉吟道：
“哦，这倒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五颗星一条黄河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9月23日夜，毛泽东就沈雁冰请他为《人民文学》书写刊名并题词一事，给沈雁冰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沈雁冰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展读之余，又打开随信附来的一张宣纸，只见上面写的是：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9月24日，沈雁冰拿着毛泽东的题词来找周扬，高兴地对周扬说：
“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可不轻呵！”
9月25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通电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转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8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
副总司令兼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
整编骑1师师长韩有文
整编78师师长莫我若
旅长钟祖荫 李祖唐 田子梅 韩荣福
郭全梁 朱鸣刚 罗汝正 刘抡才
杨廷英 马平林 同叩
张治中从毛泽东那里看到了这一电文非常高兴，他又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新疆概要的问题》，送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新疆民族自治、改组政府、改编军队、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9月25日晚，按照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议程，就要通过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了。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召开座谈会，协商国旗、国徽、国歌问题。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五星红旗，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横杠代表黄河。毛泽东介绍了张治中对五颗星一条黄河旗的意见，然后说：
“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座的不反对这面国旗的，恐怕有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总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体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再想一想。”
《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的38幅图案环列在会场，代表们默默思量着最理想的方案。田汉端详着由上海普通市民曾联松设计的第32号图案，对毛泽东说：
“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
毛泽东说：
“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着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划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德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看这个五星红旗好。”
与会者将图案逐一传阅后，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议定以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在大家讨论对5颗星的书面解释时，有人说，中间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颗环绕的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几位代表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恐怕不妥。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了吗？毛泽东敏捷地说：
“那我们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这个图案表现我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国旗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曾经先后在1950年和建国30周年，非常荣幸地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冉冉升起。
座谈会接下来讨论国歌问题，会议一时冷了场。的确，国歌既要有庄严性，又要有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时代的精神面貌，一时还真不容易寻找这种适合多方面要求的词曲。著名画家徐悲鸿见大家都不说话，就提议说：
“苏联在成立之初，曾以《国际歌》代国歌，我们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马叙伦也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周恩来说：
“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
“我记得我在美国时，听见有美国青年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选这支歌吧。”
刚从美国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我在美国同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合还是朋友间都唱。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按一个歌曲本身讲，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去下判断。《义勇军进行曲》按它本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希望能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有的委员也说：
“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
还有人说：
“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
周恩来主张用原来的歌词，他说：
“这样才能鼓动感情。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毛泽东说：
“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他的结论一出，全场鼓掌，表示赞同。毛泽东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在这一曲激荡人心的代国歌声中结束了座谈会。
9月26日凌晨3点，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讲稿，否则明天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西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25日电悉。
一、陶峙岳派曾震五来兰谈判是试探性的，你们应对曾震五做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方面，而不着重谈判新疆问题的具体解决方面，因在我军入新以前谈不到具体解决。
二、曾震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确切地于11月1日或10月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11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主力准备车运及步行，一部准备空运。我们除为你们准备400辆汽车及皮衣、现洋、钞票等事而外，正在为你们交涉30架至50架运输机。
三、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国民党军队及党政大概有七八万人，号称10万人），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张治中可待11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为主任，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任），然后和彭一道入新。
四、新疆的统帅机构应是新疆军政委员会，彭兼主任，王震、张治中、包尔汉为副主任。省政府改组，包尔汉应仍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族占多数（现在包尔汉省政府是汉人10名，维族等15名，我们入新不要变更这个比例）。这一基本方针已取得包尔汉及迪化友人方面的同意，请你们加以注意。
五、甘青可以不成立军政委员会。陕甘青3省府的人选可以照你们所拟办理，即陕省府以马明方为主席，甘省府以邓宝珊为主席，王世泰为副主席，青省府以赵寿山为主席。
六、入川军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
毛泽东 9月26日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包尔汉和刘孟纯、屈武等率新疆省政府及所属单位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
9月26日上午11时，周恩来、林伯渠联名邀请了二三十位年逾7旬的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请柬上注明有要事相商，务请出席。
此前，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3小组，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面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由此，在国名问题上又引发了新一轮争论。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等代表，在全体会议上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议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草案中“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之。提案最后说：“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还要对已经走上死亡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马叙伦等人的提案一出，各位代表围绕着提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种意见。
周恩来作为东道主之一，在午宴上开宗明义地说：
“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以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各位在讨论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
“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于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会议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说：
“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他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接着发言的是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清末进士周善培（字致祥），他说：
“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他没什么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发言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
司徒美堂越说越激动：
“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3年以后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全体在座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也顾不上满桌的丰盛菜肴了，纷纷发言。人口学家马寅初说：
“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实在是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说：
“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能因噎废食。何况，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法学家沈钧儒说：
“有些群众还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它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
陈嘉庚也说：
“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周恩来最后说：
“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后，送主席团常委参考，由主席团作出最后决定。”
就这样，大家畅所欲言，边吃边谈，午餐用完了，意见也基本趋向一致。
欲知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能否被主席团常委接受，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政协会议对于国旗、国歌、国名3个问题的讨论发言，很值得认真一读。关于国名，毛泽东早有考虑，在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就已经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但新中国的国名毕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情，应该博采众议。因此，不但在会议上让代表们充分讨论，而且又让周恩来召集几十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征求意见，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民主作风。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代表们的发言中看出人心的向背。特别是司徒美堂的那些话，谓之“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一点也不假。不信，你再读一遍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