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他在电报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是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给他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当晚，王稼祥一行离开北京赴任。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的社论。

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1次政务院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正式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院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

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份便函，他写道：

乔木：

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评论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的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毛泽东 10月21日下午3时

10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新疆代表团。

新疆代表团已经圆满完成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拟于明日返回新疆。毛泽东关切地问周恩来：

“送他们的飞机准备好了吗？”

周恩来说：

“准备好了一架飞机和技术过硬的机组。”

毛泽东说：

“好。今晚和苏联专家组织一个检查组，对飞机和机组人员再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和了解，做到绝对有把握再起飞。”

他转向赛福鼎说：

“明天，你在未得到恩来同志可以起飞的通知之前，不要上飞机。你等候恩来同志的电话。”

赛福鼎听了毛泽东的话，极为感动。他拿出早在10月15日就已经写好的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说：

“主席，我早就写好了入党申请书，不知我具备不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请你指示。”

赛福鼎双手将申请书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显得很高兴，不停地点头，说了声：“好！”就把申请书装进衣兜。

第二天，赛福鼎和代表团成员起得都很早，一直等待着周恩来的电话。正8时，周恩来打来电话说：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起飞，请你们去机场。”

赛福鼎等人赶到机场，周恩来早来了，他握着赛福鼎的手说：

“祝你们一路平安。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入党要求毛主席批准了。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批示，交给你。”

周恩来从衣兜里取出批示，他知道赛福鼎读汉文还有困难，便左手拿着他的入党申请书，右手指着毛泽东在上面的批示，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手续。

毛泽东 1949年10月23日

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批示交给赛福鼎，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到了酒泉后，请将它交给彭老总。”

赛福鼎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他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衷心感谢毛主席、周总理给了我政治生命，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我还要感谢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安全返回新疆，给予的高度重视和为此所做的大量工作。”

周恩来说：

“今天毛主席还给彭老总拟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你去酒泉，要他和你再具体谈谈新疆的工作。彭老总和王震同志在等着你们呢！好，再见！上飞机吧。”

赛福鼎一行到了酒泉，王震、徐立清等人在机场迎接，将他们安置在招待所。不一会儿，彭德怀在王震和秘书、参谋的簇拥下来了。落座后，赛福鼎拿出毛泽东的批示，递给了彭德怀。彭德怀看过后，高兴地说：

“好哇，祝贺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军。今天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上面也提到你入党的问题。”

彭德怀叫秘书取出电报，接过来说：

“先给你念一下有关你入党的部分，‘赛福鼎为代替阿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彭德怀刚读到这儿，王震就带头鼓起掌来。毛泽东在这份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指示电中还写道：

“维吾尔族人口300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

10月24日，毛泽东同绥远方面党内负责人进行了特别重要而坦诚的谈话，还特邀傅作义先生在座。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董其武他们9月19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和朱总司令也发了回电。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个电报，这是党对绥远的基本方针，不但要求他们执行，共产党更要执行。

绥远属内蒙古区域自治的范围，省下面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伊克昭盟，华北局要与西北局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划归绥远领导，伊盟政府驻地可在东胜或别处。乌兰察布盟也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伊、乌两盟都设立军分区。两盟的蒙族和汉族都要有人参加政府委员会，这也要同他们商议。

绥远要成立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省政府、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由傅作义任主任，乌兰夫任副主任，统一领导绥远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傅作义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管辖的地区人多，有120万人口，绥东解放区只有80万人口；军队也是他的多。军区也要统一起来，由傅作义任司令员，乌兰夫、姚喆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傅先生可再提名别的副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政府由董其武任省主席，奎璧任副主席。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定要合作好。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有什么好处，原因在哪里。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回去开个党代会或干部会，薄一波去一趟，讲一个来钟头，花几天时间，让同志们把这个问题讨论透。这是统一战线问题，傅先生也要做工作。

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实际工作就按傅先生提出的4个原则3个步骤去进行，工作要有步骤地开展，做出更大成绩来给全国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双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当然，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一年能办到算好，否则可以用两年。没有战争了，有些事情不能进行得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要先做思想改造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有步骤地达到目的。原则问题中央电报上已经讲过：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军队现在暂不变动，待条件成熟再按解放军制度整编。这个问题在党内要特别讲清楚，争取一年达到目的，但也不能性急。蒋介石统治了22年都没有弄好，我们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搞生产，每天劳动一二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

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还会很长，绝不能麻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这是有条件的。凡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很好地同他们合作，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要争取团结多数，他们内部也一样是两头小、中间大，思想激进的可以鼓励，进步缓慢的可以等待。对基本方针要拥护，但允许有差异。对他们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

关于政治工作人员，师以下暂时不派。对派去的同志要进行教育，要他们注意研究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使这些干部去后不致发生问题。要使他们知道，如果搞不好是会被别人赶出来的，即使不被赶出来，你站不住，也是要出来的。我们在接收石家庄的工厂时就有教训。我们派去的干部不能在业务上给予帮助，又不作具体调查研究，只是大讲了三天反帝反国民党的大道理，讲完了又没有新的，人家就不愿意听，不赞成你。他们后来重新当学生，和工人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开展对敌斗争，业务上成为内行，才成了工人的贴心人，谈话别人也爱听了。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对新部队也一样，你不了解情况，还是用老办法不行。派去的人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估计到可能闹别扭。事实上，双方都在观察，看对方对自己怎么样。那边情况比较复杂，不但人是旧社会出来的，还有国民党特务隐藏在群众中，北平和平解放时又有12000军官回到绥远，他们没有起好的影响，在那里做了“政治工作”。这值得我们检讨，过去没有把这件事办好，是因为在一种敌对的情绪下，没有把他们当同志看。共产党这次派去的同志要表示态度，承认我们过去工作没有做好。我也在做工作给同志们看，使我们今后同他们合作得好。最近归绥方面的学习高潮，证明可以用合作的方法改造这些人，团结他们。在这方面，傅先生也要担负责任，采取友好态度。我们的同志去了，一定要采取友好态度，不能排挤他们；你排挤他们，他们不信任你就是有道理的。那12000人也要使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有好处，新政策好，思想能进步，生活有保证并能改善。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就算失败了。要使绥远200万人民，10万军队、干部都感到合作有好结果，会比过去更好，这样他们才相信我们。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就会不满。总之，做好事，不做坏事，他们就会欢迎，这一条一天天地得到了证明。双方加重责任，双方做好工作，就能解决问题。傅先生到归绥走一趟起了作用，你可以做给他们看，这样对人民有利，将来可以造就出很多好干部。当然，共产党的责任更大。我们派去的人，他们见了会精神紧张起来，比如怀疑共产党是不是讲理，看不看得起人，是不是挤得人站不住，没处去，没饭吃，没法生活，没有工作岗位。你们要做好工作给人家看，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发展有前途，这样才感觉我们好，才能佩服我们。切不能采用国民党特务的那套办法。

和平改造是可能实现的，现在有这个条件，应当有信心。我们有300万党员、400万军队、4亿人民作保证，还怕不成功吗？归绥方面也要有信心，看到前途。过去我们研究绥远问题，就认为有可能和平解决，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但是用和平方法能不能都顺利解决，还存有疑问。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能行。傅先生去归绥时，也有人怀疑，怕没有前途，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合作。你们要特别注意，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北平和平解决后，我们就手软了，认为对绥远不好再用兵打了，于是出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现在形势很好，全国快解放了，归绥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去了还有一个互相观察的时期，你们说话要兑现，不能骗人。共产党去了，如果做的同说的不一样，就跟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别人会说我们学了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傅先生也会失信于人。所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要同人家越搞越好，使他们相信我们。特务也要给饭吃。新政协各方面的人都有，没有人说开得不好的，主要是工作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新政协给全国做了一个榜样。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1000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80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湖南有10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因此要统筹全局，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用和平方法改造过来，也会有不愉快的事，要经过曲折与激烈的斗争才能实现。抗战初期，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想用“溶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怕火的真金，越溶越强大，最后把蒋家天下夺过来，为人民所有。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绥远组织政府，也要用协商的办法，互相打通思想，这样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先不要办，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里愿意还是嘴上愿意，若勉强就缓办。军队也要协商。这是中国的特点。上面要得到傅先生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们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就办，最容易出乱子。你们对党外同志要当成自己人看待，同他们长期合作。这回工作若做好了，对双方的干部都是一大进步。这是过去我们从未做过的，要用新的方法去做，要用心。问题摆在面前，要我们去好好工作。

10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第4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参谋长，常乾坤为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王弼为副政委。

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各界复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1949年10月26日

10月27日，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10兵团第28军和29军一部，在攻打金门岛的战斗中失利。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台湾岛以西，距大陆最近处约5.5海里。该岛处于台湾海峡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长官胡琏的第18、19军，接替第22兵团李良荣司令长官的防务，驻守金门，加上第22兵团尚未撤走的一个军和部分海军，总兵力30000余人。

此时，3野第10兵团的司令员叶飞正忙于接管城市，对国民党守军的实力估计不足，便把攻占大小金门岛的任务交给了第28军的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等人。第28军在进攻前准备不足，没有很好地组织步炮协同，甚至连应变措施都没有。第一梯队28军82师244团、加强246团3营和84师251团，加上29军85师253团，共计9086人，登上200艘登陆船（大部份为渔船），在船工、民夫350人的协助下，于10月24日晚9时驶向大金门岛。在这支登陆部队中，连一个师级领导人都没有，各团之间互不统属。从25日凌晨开始，登陆部队与国民党守军连续激战3昼夜。由于海上刮着3、4级东北风，通讯不畅，各团均失去上级指挥，更重要的是后援不继，致使进攻大金门岛的指战员，在毙伤国民党军9000余人的同时，大部壮烈牺牲，3900余人被俘，只有几个人泅水回到了大陆。这在解放军战史上是一个少有的重大损失，全军震动。

金门失利后的第二天，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到厦门面见兵团司令员叶飞，他们面色苍白，失声痛哭。叶飞说：

“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应该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攻金门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

萧锋、李曼村刚离开叶飞的办公室，叶飞就收到了第3野战军的批评电：“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并要求10兵团“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

10月28日，毛泽东因为张家口地区发生鼠疫，已经死亡60余人，疫情严重地威胁到了京津地区，遂致电斯大林，请求他空运生菌疫苗400万份，血清10万份，到北京急用。并请求他派一支防疫队，来中国帮助防治鼠疫工作。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派遣一批医生、防疫人员，携带大量药品赶赴中国。

10月29日，毛泽东关于“绥远起义部队的军政领导人员应同时委任”问题致电薄一波，他写道：

一波同志：

10月28日信悉。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商酌。如果他认为此时发表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有不便处，则军事人员可以事实上先行到职，而正式委任则待政治人员商定后一同行之。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

毛泽东 10月29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

据第3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3同志10月28日致第10兵团叶、陈及福建省委电称，10月“27日8时电悉。你们以3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3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军委 10月29日

后来在11月1日，第10兵团党委扩大会议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总结金门失利的教训。萧锋发言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失误，指挥也有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指示的3个条件。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了个极大的错误，请求10兵团党委、3 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

叶飞总结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严厉处分。”

会后，叶飞在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3野并报中央的电报上说：

“我们检讨造成此次金门作战之惨痛损失原因，主要是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造成。直到已发现胡琏兵团已开始从汕头船运增援金门，仍要求应在援敌未全部到达时予以攻击，在船只不足的情况下，未断然下决心停止攻击，这是最严重的罪行。”

叶飞还在电报上请求处分。毛泽东批示：

“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

欲知后来毛泽东如何处理金门问题，趣事尚多，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二卷及本卷叙述的毛泽东与许志行从初识到以后数十年间的交往，体现了一代伟人与一介平民之间的一段不平凡的动人情感。从驱张运动开始，毛泽东在自身艰难困苦之际，对素不相识的许志行竭力相助，倾心培养，直至大革命失败，最终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有志青年培养成为教育方面的有用之才。而且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他对这位小友依然是念念不忘。真可以说是贫贱交，毋相忘。笔者写到此处，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