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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

话说1950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卫士抱着一些礼品和信件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把东西小心地放在桌子上,高兴地说:

“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打量着桌子上的礼品和信件,小声数着:

“两只火腿,两只板鸭,一大包海米……”

他严肃地交代说:

“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杨尚昆主任处理。”

卫士说:

“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

就在这时,另一个卫士也提了一个袋子走进来,说:

“主席,这是杨主任刚才要我转交给你的。”

毛泽东生气了,说道:

“今天,你们这个杨主任怎么啦?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

“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口袋非你处理不行,请你先看信,后做处理。”

“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

“主席,这封信你不能不看。”一脚踏进门来的杨尚昆说着走近毛泽东,又说:“否则,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啊!”

“怎么回事?”

毛泽东疑惑地问。杨尚昆从那个袋子里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在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说罢,他转身出去了。毛泽东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

“我出身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租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外出躲债。一家11口人,病死饥死了9口,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后,我娘儿俩来到北平,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日本鬼子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米价一天3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北京解放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1949年春进了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着街道居民参加了庆祝游行,幸福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得流下了眼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冷,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要把这一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毛泽东看罢署名为张秀清的来信,站了起来,捧起那条毛围巾和毛手套有些激动了,看着看着,两眼渐渐湿润了,感叹道:

“这是老百姓一针一线织成的啊,这是老百姓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心啊!”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指着先前那些火腿等礼品,问卫士:

“这包东西是谁转来的?”

卫士说:

“杨主任告诉我,这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转来的。”

“信收下,围巾和手套也收下。”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交代说:“请你把火腿、板鸭、海米交给杨主任,说这些东西作为礼品回赠给张秀清这位女工。由王冶秋或郑振铎去办这件事。”

卫士按照他的吩咐,包好东西,准备往外走。毛泽东叫住他,又说:

“不要走,我要给这位女工回封感谢信呀!”

他随手提起笔写道:

张秀清女士:

去年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毛泽东

后来在5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北海团城接见了张秀清,握着她的手说: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候你身体好!”

他又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

“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张秀清捧着信,看看桌子上放着的礼品,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

“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郑振铎说:

“主席的信让我们收藏吧!”

张秀清说:

“不给,我舍不得!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5月16日,毛泽东给周自娱的第3个儿子周起鹗回了一封信。

周起鹗,1907年出生于长沙,他在国民革命军第6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蒋介石政变后解甲归田。湖南和平解放后,他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来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农业厅工作。他在信中打听1940年从长沙去延安的姑母周文楠的下落,并要求调动自己的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起鹗先生:

去年10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菊年现名周文楠,在沈阳人民法院工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过意,犹胜于失职者,尚以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

此复 即祝康吉

毛泽东

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海南岛及沿海诸岛占领后的处置方法”给广东军区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广东军区,15兵团,并告中南军区:

据粟裕同志5月16日致7兵团关于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称:“所有各岛敌之机场、码头、仓库、军营及各种交通、各种建筑设备,应妥为全部看管。特别敌海岸前沿阵地工事,副防御设备,及纵深要点工事,应指派专门部队警备看管,不准破坏。发现群众乘隙拆毁破坏各种建筑设备,应予以防范制止,并动员说服服从我军各项规定。至匪军侵犯群众利益,搬用木料砖石,修筑工事等,亦需说服他们,暂时忍耐,待秩序恢复,经我军许可后,再作处理”等语,我们认为这一处置是正确的。海南岛、广东临海中的各岛及沿海岸线亦应照此处置。过去你们是如何处理的,望告。

军委 5月18日

5月19日,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由孙继先等指挥第7兵团解放了舟山群岛,歼敌1.2万人。

舟山群岛战役发起于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逐步攻占了渤海湾的长山列岛和闽南的东山岛,最后攻占了舟山群岛。至此,除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岛屿外,华东地区全部为人民解放军占领。尔后,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投入了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并一部分海军、空军,开始了渡海作战的全面准备工作,计划在1951年春夏之交实施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5月20日下午,田家英将一份公文放在毛泽东的写字台上,说是沈阳市政府报来的一份文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问道:

“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一定要报给我呢?”

田家英说:

“是这样的,沈阳市5月11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毛泽东说:

“像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决定嘛!大不了,再报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同志就解决了嘛。”

田家英说:

“主席,您还不知道,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一座主席您的铜像。”

“什么?他们要在纪念塔上铸上我的铜像?”

“对!他们在报告上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八寸站像四幅,寄给他们。”

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

“一幅也不给!”

说着,他打开这份公文报告,一边看一边用毛笔批示,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旁批道:“只有讽刺意义”;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写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毛泽东写罢,严肃地说道:

“原件退回!告诉有关部门,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5月20日晚,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并告邓子恢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饶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小平,德怀,高岗:

一、你托廖鲁言带回的口头意见已收到,都是对的。其中说中央及中财委的政策方案都是正确的,但中央的业务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具体任务与工作布置有很多太重行不通,是指一些什么事,请列举具体内容电告以便纠正。(二、文选编辑者略去——笔者注)

三、嗣后凡有中央业务机关规定任务方案在地方上窒碍难行者,请各区负责同志一经发现立即电告以便改正。

四、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五、此电请转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

毛泽东 5月20日

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党委并转各级党委:

一、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一年来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据1949年年终统计,全国党员总数已达450万人以上,去年一年内即发展新党员140万人左右。在党的发展中,一般都注意了工人成份,注意了公开发展,有的并且注意了在各种斗争中吸收优秀的分子,所以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但一年来党的发展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一般地说,当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时,即开始了实际上是大量发展的行动,因而没有保证新发展党员一定的质量。有的则不适当实行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放弃了党的领导。有的则因为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存在着关门主义,而错误地认为在党员的发展工作上也存在着关门主义,并强调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其结果是将一些不够党员起码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把党员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三、由于中国革命已经在基本上获得了胜利,我党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领导政党,由于5年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330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这就使目前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

四、今后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在3年到5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党。这一任务,在今天全国胜利的条件下,是可能与必要完成的。但必须有一定的步骤,而且要作许多工作。首先要加强职工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教育工作,待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大量的、但同时又是经过个别审查的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这以前,应该是也只能是审慎的、负责的个别接收。

五、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成份在党内有一定的比例,今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在老区,党的发展一般地已达到了人口的3%至5%,还有若干县份甚至到7%至10%,因此,今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即是说,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逐渐地把目前觉悟程度不够的党员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而对于那些毛病很大、经过教育又不愿改正的党员,应逐渐地采取一种适当的方法,劝告其退党或开除其党籍。然后,对于群众中真正的优秀分子,并经长期工作考验证明其确已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时,应个别地、慎重地吸收入党。在新区农村中,目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应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和教育广大的农民,发现与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俟土改完成后,再来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今后三五年之内,农民党员以不超过人口的1%为标准。

六、关于“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是有缺点的,这很容易被误解为尾巴主义,也很容易在实际工作上使党陷于被动。这种方法以后不应继续提倡和采用,而以公开建党的口号来代替它。所谓公开建党,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在考察一切要求入党的人时,不仅听取介绍人的报告、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映,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使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相结合,才能对被考察者有较全面认识。因此,公开建党就必须防止不重视群众意见(或形式地征求群众意见)和放弃党的领导这两种偏向的发生。公开建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

中 央

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各野战军军区党委:

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决在全世界发动签名,要求禁用原子武器,此项运动已在欧洲各国及中国若干大城市展开。我们应当支持这一运动,利用这个方法来广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团结国际友人的宣传,争取有几千万人在和大宣言上签名

二、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这是全世界当前的主要斗争任务。但由于中国现仍处于解放战争中,由于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情不熟悉,而蒋匪特务关于世界三次大战的欺骗宣传亦因此尚有若干市场,所以我们在进行反对新战争、反对原子武器的宣传运动时,必须注意以下各点:1、不要简单地讲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要讲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2、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但是并不害怕战争,帝国主义以全世界战争吓人,但是战争真的打起来,帝国主义必然灭亡。这是我们关于战争和平问题的全部观点,必须完全说明。以苏联、中国为中坚的世界和平势力,已经超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但帝国主义冒险家是不自量力的,各国人民必须团结奋斗,保持警惕,揭露阴谋,方能破坏敌人的计划。3、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武器,因此必须禁用。但原子弹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负,且苏联亦已有原子弹,因此并不可怕。4、签名运动是有用的,表示全世界的和平势力大,造成侵略分子孤立,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

三、签名运动的领导,在已设和大分会地方由分会负责,应设而未设者迅速设立,无分会地方即由工农青妇团体与中苏友协负责。签名运动的时间暂定6、7、8三个月,人数暂以3000万为目标,步骤是由大城市而中小城市而乡村,由有组织群众(工厂、部队、学校、农协)而无组织群众。方式由各地按具体情况自行选择,但必须在事前事后研究群众的思想动向,决定宣传内容,防止特务造谣,严禁强迫命令

四、北京和大委员会决派萧三、艾青、赵仲池等同志去沪、杭、宁、汉、长沙、广州、西安各地作旅行讲演,并巡视工作(除保卫世界和平的工作外兼及各地中苏友协工作与文艺工作),望予协助。

中央

5月间,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总部、军兵种领导人和军区参谋长以及部分军、师参谋长参加的全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持,朱德讲了话。

此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50万人,而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确定分期分批复员或转业百余万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中央军委成立公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

参谋长会议还明确了各级司令机关的地位、职责和编制,制定了《司令部工作条例》,加强了参谋人员的培训,使司令部工作逐步实现正规化。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银桥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生的启事,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上学去。”

“嗯”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到哪里去上学呀?”

“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上学是件好事。不过,你非要现在去吗?”

听得出来,毛泽东有点不愿意。可李银桥坚持说:

“我今年都23岁了,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

“噢,23,嗯,是不小了。”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说:“那好,你去吧。”

李银桥多年来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可真的要离开了又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他低声说:

“主席,我去学完了再回来。”

“好啊,随时欢迎你回来。”

毛泽东立刻高兴起来。李银桥拿出一个本子,说是请毛泽东题个词留念。毛泽东提起笔,想了想,写道:“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李银桥带着毛泽东的期待,满心欢喜地去上学,可他到那儿一看,大失所望,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呀,只有一个大院子,既没有课堂,也乱哄哄的。他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便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高兴地说:

“回来好啊,回来继续工作。”

自此以后,毛泽东便常常把卫士们和警卫部队战士们的学习挂在心上了。

5月24日,毛泽东在章士钊向他推荐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李傥的信中批示道:

“请周(即周恩来——笔者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他又在李傥的自传上写了一段批语:

“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5月27日,毛泽东给在湘乡县刚刚上任3个月的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不久前接到文运昌、文涧泉、文梅清、文南松4个表兄一封联名信,他们在信中说,乡下的土改有问题,干部执行政策出现“左”的偏差和工作过粗的现象,对地主的批斗态度厉害了一点;把一些不够划地主成份的人也划成了地主。再就是打人,违反了土改法。这些做法不妥,要及时纠正。另外,他们还在信中提出文家生活困难,请表弟帮助解决生活所需,或指示当地政府给予救济。

毛泽东反复看了这封信,心里很清楚,乡下土改工作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有没有文家兄弟所说的那么严重呢?文家兄弟都是贫农出身,却如此同情地富,为地富开脱,这是立场、原则问题,应当批评教育。不过,事情还未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先写封信给湘乡县长,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于是,他就在给刘亚南的信中写道: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文氏兄弟4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毛泽东 195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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