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凌晨2时，彭真、罗瑞卿将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草稿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只字未改，当即批示发向全国，全文如下：
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与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对于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厉制裁”；“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和肃清反革命残余问题，所给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明确指示，也是全国人民目前迫切的要求。
但是，有不少干部和党委，或者由于在胜利后发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或者由于在新的环境中受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致把统一战线中的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与在对敌斗争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相混淆，把正确地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各级党委，对于已被逮捕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即领导与督促主管部门，根据已有的材料，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经过审慎的研究，分别地加以处理。
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对于罪恶较轻而又表示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下级党务人员，应即实行管制。加以考察。这些分子如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应予以严厉制裁。
对于真正的胁从分子、自动坦白的分子和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有所贡献的分子，应分别予以宽大的待遇，或给以适当的奖励。
二、对于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组织和特务间谍分子，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已逮捕者，应分别情况，依法惩处，未逮捕而有证据或有重大嫌疑者，应依上级指示，予以逮捕。
三、关于反革命案件的检查，应由检察、公安部门负责。其审判，仍由人民法院或军管会军法处负责。目前法院工作，应以处理反革命案件为重点。
为了防止在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发生“左”的偏向，各级党委必须坚持反对逼供信和禁止肉刑，必须注意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关于外国人的处理必须经过政务院批准。
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情形，公安和司法部门应按级向上级作定期报告。
四、法院、检察、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各级党委应加强自己对于它们的领导，并适当地充实其干部。监狱管理必须严密，必须有可靠干部负责。
五、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各中央局必须于本指示发出1个月内即11月10日以前，作出第一次报告，并订出今后执行中央方针的计划，电告中央批准，然后照此实行。
各中央局所属的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关于在自己区域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及自己的工作计划，必须于本指示发出40天内即11月20日以前，向各中央局作第一次报告，此项报告同时发给中央一份。此后各中央局及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均须每4个月由党委书记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专题报告一次。
后来，历史学家把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并在一起，统称为建国初期的三大革命运动。
10月10日，斯大林会见了周恩来和林彪。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见。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周恩来在会谈中还是以出兵或者不出兵两种可能性与斯大林商谈。他说：
“斯大林同志，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不但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而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也困难重重。战争绝非儿戏，一旦陷入，如何收场？如果这场战争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如果中国要出兵，那就需要苏联同志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斯大林默默地听着，不出兵是他料想中的事。这次会见周恩来和林彪，他也没有打算谈出兵的问题，如今见周恩来如此说，便缓缓地说道：
“请原谅，苏联空军目前尚不能出动，因为空战很难划定界限，如果和美国发生全面冲突，会影响中国。”
周恩来说：
“我们尚在其次，主要是朝鲜同志困难更大。”
斯大林点点头说：
“现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门江。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随时可以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周恩来表示赞同，他说：
“我们必须设想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制定出取胜的措施和对策。”
斯大林说：
“周恩来同志，你们此次来，就是来通知我们这件事的？”
周恩来说：
“是的，斯大林同志，没有苏联空军配合作战，我们暂不出兵。”
斯大林说：
“朝鲜与其进行无谓的抵抗，不如保存其有生力量，先在中国建个流亡政府。”
林彪插话说：
“朝鲜同志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转战于南北各地，以待时机。”
斯大林对林彪的建议不屑一顾，他继续谈美军占领朝鲜后对中国造成的威胁，他又说：
“我们曾经设想过帮助朝鲜同志的办法，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经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苏联同美国直接交战。如果中国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联可以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苏方还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二战后，我们剩余了许多军火，如果中方出兵，可以帮助中国军队建立起多兵种、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在战争中改装部队是最好的办法，可以随时发现缺点，随时改进。”
斯大林还表示，如果中国军队出动，苏联空军最多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斯大林这一番话，言外之意是中国应当出兵，而且有苏联援助，还可以得到很大好处。但由于周恩来已经讲了一大堆困难，而且已经明确表态：中方认为现在以不出兵为宜，他也不好明说中国还是出兵好。所以这次会谈，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并告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倪转金并告彭：
一、庆祝人民军克复蔚珍、竹边地区的大胜利。
二、现敌军大部北进，后方空虚，建议凡人民军无法北撤者均留于南朝鲜，开辟敌后战场，这在战略上是必须的而且是很有利的。如有人民军四五万人留在南朝鲜担负此项任务，则对北部作战将大有帮助。
三、敌似正在准备从镇南浦至新义州一线可以登陆之海岸举行新的登陆作战，切断平壤至新义州的交通线，而这一交通线是必须保护的，请彭与朝鲜同志研究保护方法，如敌登陆则应坚决歼灭之。
毛泽东 10月10日
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10月10日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给外交部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外交部：
应告袁大使：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二、朝鲜问题应照周总理9月30日演说内容答复之，即中国不能坐视其邻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扩大战争的责任应由侵略国担负。外交部拟电送阅。
毛泽东 10月11日
此时，毛泽东还在牵挂着张干、罗元鲲的窘迫生活，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他写道：
首道同志：
张次仑（别号张干）、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70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3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0年10月11日
此前，罗元鲲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他家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袁吉六夫人戴常珍的生活困难，信中附诗一首云：“袁胡教学有何奇，横扫千军笔一支。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老病绝粮时。”
湖南省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1200斤救济米和旧币50万元，分两次送到张干家中。同时对罗元鲲和袁吉六的夫人戴常珍予以救济。
再说10月11日这一天，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要暂缓出动，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
10月12日，毛泽东给在沈阳的彭德怀、高岗发去一份加急电报，他写道：
彭、高：
1、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2、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10月12日这一天，进军西藏的18军从南面包抄的部队进占西藏芒康，藏军第9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340余人宣布起义。
10月13日下午，彭德怀应召和高岗一起带着毛岸英自东北回到北京。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彭德怀、高岗研究出兵问题。
此时已经是下午6时。毛岸英骑上一辆自行车，匆匆赶到北京机器总厂，向领导和工友们告别。毛岸英又赶往医院，去看望因做阑尾炎手术住院的妻子刘思齐。等他到了医院，天早已黑下来了。
毛岸英小两口刚刚结婚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毛岸英住工厂，去湖南，很少和刘思齐见面。刘思齐见毛岸英这么晚来看她，有点诧异，就说：
“这么晚了，你还来干啥？”
毛岸英平日里难得与妻子厮守在一起，现在又分别在即，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自己出国作战是军事秘密，不便告诉妻子，但走前又不能不交代点什么。毛岸英坐在刘思齐病床前的凳子上，掏出手绢，不断擦着脸上的汗水，说道：
“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你如果接不到我的信，可别着急呀！”
“那是个什么地方？”
“嗯，这你就别问了……你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美国侵略者在那里打得很厉害。”
“怎么，你……”
刘思齐似乎已经猜到什么。毛岸英连忙把话头岔开：
“啊，不不，我这是考考你的政治哩！”
毛岸英脸上露出不自然的笑，像一个大孩子在哄一个小孩子。他依依不舍地站起来，说：
“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中南海看看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去。希望你好好照顾岸青。能答应吗？”
“嗯……”
刘思齐点点头，咬住了嘴唇。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夫妻短暂的相见，竟是她与心爱的新婚丈夫的诀别。
毛岸英离开医院时，已经是夜间11点了，又骑车到岳母张文秋家辞行，他说：
“妈妈，我要出国，来向您告辞。”
“多保重，早些回来。”
“是。弟弟岸青一直是我照顾，我走了，托付给您了。”
“你放心，我会照顾他。”
毛岸英向岳母鞠了一躬，说：
“您没有儿子，我和岸青没有妈妈，我们兄弟就是您的儿子。”
毛岸英要走了，他说：
“妈妈，我那块手表不顶用了。您那块自动表，借给我用吧？将来回国再还给您。”
张文秋取出她那块一直舍不得戴的手表，笑着说：
“那我就送给你吧。哪有女婿借丈母娘的表再还之理，这就算我这个当妈妈的送给你的纪念。”
10月13日夜晚，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让工作人员通过驻苏大使馆给周恩来发去了一份急电，把会议的决定告知周恩来。他在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周恩来同志：
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6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引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3、真日（即11日——笔者注）菲里波夫（即斯大林——笔者注）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他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20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5、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与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
毛泽东 10月13日22时
中国驻苏大使馆接电后，立即派人将电报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读罢电报，通过莫洛托夫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的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10月14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给陈毅的复电，他写道：
陈毅同志：
12日21时电悉。一、宋兵团（指第9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笔者注）后尾部队酉俭全部离开上海、常熟地区是可以的，宋兵团仍照前定计划在泰安、曲阜区域集结整训一时期待命开东北；二、高射炮团仍须即开东北；三、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何日开幕盼告。
毛泽东 10月14日1时
10月14日21时，毛泽东给周恩来发去了一份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的电报，主要内容如下：
“一、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3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6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二、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
三、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先头军步行200公里至德川需7天，休息一二天，可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即要到10月28日才可以渡江完毕。
四、为着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26万人（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五、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
周恩来看罢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立即命人找来莫洛托夫，要求他再次安排会见斯大林。周恩来见到斯大林后，递上了毛泽东的电报，说道：
“斯大林同志，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刚刚拍来电报，我们中央已经再次作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没有苏联空军，我们照样参战！”
斯大林听了翻译的话，又让翻译读了电报，许久没有缓过神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喃喃地说：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
说着说着，泪水溢满了这位“钢铁意志的人”的眼眶。他立即指示莫洛托夫与周恩来协商援助军火的种类、数量和运输问题。
由于形势紧迫，周恩来和莫洛托夫只谈到了军火的种类和数目，而没有谈及毛泽东在13日电中提出的他所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在回国的飞机上，有人提醒说这次没有谈到军火的价格问题，周恩来说：
“苏方援助我国的军火应该是无偿的，是作为对我方出兵抗美援朝的补偿。我下次会见斯大林时，要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做出明确的规定来。”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再也没有给周恩来提供机会。因为后来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与中方人员会谈的机会减少了许多，周恩来和他见了面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一问题，直至斯大林逝世。
10月15日凌晨1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他在电报中写道：
“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高岗、毛岸英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
彭德怀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当他参观了刚试制生产的6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后，又惊又喜地称赞工厂的负责同志说：
“你们工作很有成绩！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
这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来到沈阳，会见了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朴宪永告诉彭德怀说，平壤正在告急，请求中国尽快出兵。
10月16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央决心出兵朝鲜的决定。
10月16日这一天，在昌都战役中，第18军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
10月17日下午5时，毛泽东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18日到京。电报中还说：
“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指周恩来——笔者注）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确定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出动时间。毛泽东说：
“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欲知志愿军入朝后战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周恩来在与莫洛托夫协商苏联援助中国抗美援朝的军火时，没有提出毛泽东事先特意嘱咐的“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这一要紧问题，双方既没有说明这些抗美援朝的军火是无偿援助，也没有明确规定战后一定要中方偿还。可是后来到了中苏两党两国交恶时，列宁、斯大林的不肖子孙赫鲁晓夫却乘人之危，向中国讨要这笔军火费。毛泽东为了国家的尊严，勒紧裤带，迅速偿付了这笔按半价折算为13亿美元的债务，导致中国人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雪上加霜。外交上一个小小的疏忽，就白白赔上了13亿美元！这岂不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憾事、一大笔冤枉债？后来，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候说是“天灾人祸”，自然也包括了这一笔冤枉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