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青知道大哥牺牲的消息后，非常痛苦。他想起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大哥，一起流落上海街头，一起携手在苏联学习进步，从今往后，再到哪里去找多年形影不离、关心他、爱护他的大哥呢？毛岸青悲痛难抑，他的精神分裂症又严重了。

有一天，王鹤滨走进卫士值班室，看到毛岸青与几位卫士在说话，毛岸青说：

“你们说，毛主席伟大，我是他的儿子，伟大不伟大？”

毛岸青这些病态的语言成为年轻卫士们取笑的话题。作为医生，王鹤滨则感到心情沉重。毛岸青见王鹤滨来了，高兴地说：

“王医生，你对我最好，为什么别人对我都不说真心话？”

此时，毛岸青尚能清楚地回答医生的问话，可是不久，情况又严重了。一个护士告诉王鹤滨说：

“他没有病，他告诉我，这些病都是他装出来的！”

毛岸青在行动上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中南海的岸边马路上散步时，必须跟上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两侧保护，不然，他就往水里跳。王鹤滨问他：

“岸青同志，你怎么安定不下来呀！你要控制自己才好，怎么能往水里跳啊？”

毛岸青认真地说：

“就是脑子里的那个小家伙作怪，他老是对我说：‘跳进水里去，跳进水里去……’我没有办法摆脱他；可那个小家伙有时也好，对我有说有笑，没有他我也感到寂寞，又离不开他。”

说完，他马上又侧耳在听什么，眼神固定在空中的一个地方。

后来，毛岸青见了王鹤滨也不再理睬，完全被他脑子里“小家伙”控制了，他看王鹤滨的目光是那样的淡漠，就好像是从来没见过的陌生人一样。毛泽东问王鹤滨：

“王医生，岸青的病情怎么样？”

王鹤滨说：

“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毛泽东忧虑地问：

“那怎么办？”

王鹤滨果断地说：

“需要送医院治疗！”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手里拿着的一支烟，在指间滚动着。自言自语地说：

“岸青需要住院治疗，去哪里好呢？”

又思考了一会儿，他对王鹤滨说：

“我本来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孩子有病，去麻烦苏联政府。”

又顿了一下，他接着说：

“我再考虑一下……”

结果，毛泽东不得已还是送这唯一的儿子去了苏联。毛岸青在苏联一直待到1958年6月以后才回国。之后又到青岛去疗养。

再说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问题复电给华北局并告绥远省委：

华北局并告绥远省委：

绥远省委关于冬季工作补充指示及华北局所提的几点注意，中央均同意。惟在绥远补充指示第6点所指出的必须掌握的3条原则中，应增加一条“坚持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这一条是今后减租、土改中必须坚持的，这与你们规定的调剂富农所经营耕种之公地也并无矛盾。

中央

1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大军区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大军区并告志司，9兵团：

兹将华东、中南两区12月30日对其所属的指示电发给你们参考。此次在全国范围内征调老兵（除新疆及入藏军），不但对志愿军的补充有极大意义，对整个人民解放军亦有极大意义，因为这样就使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均有志愿人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件事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请各大军区均认真进行这一征调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军委 1月4日

1月4日这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解放了汉城。

1月5日，中朝军队渡过汉江。

1月6日，毛泽东派人把中共中央华东局给所属党委的关于土改的指示送给黄炎培看。

原来在1950年底，黄炎培收到江苏许多地主写来的告状信件，信件中说“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黄炎培由于不明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

黄炎培看了毛泽东送来的文件，提出要亲自到苏南去看一看。毛泽东十分尊重他的愿望，同意他去做实地考察。

1月7日，中朝军队突破了三八线敌军防御，将“联合国军”驱赶至“三八线”以南，前进80至110公里。

1月8日，第3次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敌军19000余人，先后解放了仁川、汉城。

中朝军队在追击战中虽然没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却迫使“联合国军”退守至“三七线”附近，粉碎了敌人固守三八线，重整败局，准备再犯的企图。

1月9日，毛泽东在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告叶剑英、方方的指示电中写道：

邓谭赵，并告叶方：

1月6日电悉。

一、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3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似此45军应即于3月内集中梧州整训，湖南的46军应于2月内集中郴衡（郴州、衡阳——笔者注）线上整训，只要这两个军能于2、3月内集中上述地区，就可应付万一。

二、江西南部的48军情况如何，如有紧急需要，该军是否亦可向广东调动？盼告。

三、21兵团在广西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工作完成后，如广东方面无紧急需要，应开到广西西北部剿匪以求锻炼，否则亦应集中梧州整训，究应如何届时再做决定。

四、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很久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

毛泽东 1月9日

1月10日，毛泽东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写信说：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毛泽东在黄炎培临行前，特地去看望了他，告诉他说：

“你去看看很好，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和地主富农3方面的意见。对于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后来，黄炎培到了苏南，经过半个月的考察，心里亮堂了，他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说：

“新中国人口中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

1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给1950年自新加坡归国定居的新民学会老友李思安，他写道：

思安先生：

两次来信，均已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来北京，如果你愿意和蒋竹如同学她们一道进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则可以进该校；否则另想工作办法。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入学或工作问题。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月14日

后来在1951年9月，经李维汉安排，李思安参加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第3期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接见了她和蒋竹如、戴毓本、周敦祥等。毛泽东在上述信中对李思安的“先生”之称，显现了他对李思安的尊敬之情。

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他写道：

“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有两种可能。（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的充分准备工作的结果，因为敌人知道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敌人才知难而退。（二）敌人在大丘、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做充分准备才能再战，否则就会重复去年6月至9月间朝鲜人民军曾经犯过的错误。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这一点也要估计到。”

次日，毛泽东又把这个电报转发给斯大林。

1月15日，毛泽东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夷初先生：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的解决此问题。中央华东局1月11日电报一件附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敬礼

毛泽东

1月1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寒午电悉。

一、同意你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计划，福建有4个军已很够了。厦门必须确保，有31军全部位于厦门及其附近当能担负这个任务。该军战斗力如何盼告。

二、厦门必须多储粮弹，布置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对守军指战员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加强纵深工事，务必长期确保厦门。

三、空军准备赴朝鲜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

四、除福建首先是厦门为敌人进攻重点已有部署外，江浙两省鹭海亦需准备对付敌人进袭，因此24军应在常州地区照常整训，不要去福建。华东全军除剿匪者外，均须提高警惕，加强整训，准备对敌。

五、请督促福建担任剿匪的4个师2个团积极动作，每星期要有成绩，成绩多者应受奖励，少者应受批评，犯错误应受处罚，务必早日肃清匪祸。

六、华东全军应完全自力担负歼灭蒋匪进攻部队，不要希望外援。

七、江浙散匪必须限期肃清。

毛泽东 1月16日

1月17日，毛泽东在给张宗逊、并告习仲勋及贺龙、邓小平的指示电中写道：

宗逊并告仲勋及贺邓：

1月9日电悉。同意你的提议，用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的粮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后由西南负责解决给养问题。请即照此作准备，并请注意：一、从青海藏人中招收少数志愿兵，例如二三百人马，给以训练武装，加入骑兵支队；二、班禅集团随军入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三、该支队受18军指挥，并编入18军序列。

毛泽东 1月17日

接着，毛泽东将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47军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分局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饶陈，邓谭，邓贺，习张，薄聂刘，高贺，叶方诸同志：

顷接中南局转来湘西47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在湘西21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华北新区约有2000万左右人口是在1949年及1950年两年内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至今这些地方的地主威风还有很多没有打下来，贫苦群众不敢抬头。一贯道等会门甚为猖獗，有众200余万。故现在须重新提出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而在华北老区及东北老区则因对反革命镇压彻底，人民高兴，生产积极，匪患绝迹。当然，我们不应重复华北老区在1946年及1947年许多地方所犯过的乱捉乱杀错误，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新区必须注意这一点。只要不杀错，又注意策略（事先事后向各界人民多做宣传解释工作，注意时间地点，分期分批，分军队地方等等），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及坚决的特务分子，必须在人民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坚决地处以死刑。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请你们抓紧此事，善为处理。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附后。

毛泽东 1月17日

1月18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大使袁仲贤向中央报告说，在亚东滞留的西藏达赖喇嘛临时政府有到北京谈判的动向与要求。

原来，达赖喇嘛在亚东收到了毛泽东通过袁仲贤转给他的信，毛泽东在信中祝贺达赖亲政，并希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的信使达赖及其大多数随员深受感动，经过多次协商讨论，达赖喇嘛在1月18日这一天，派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由亚东赴印度，给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呈交了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官员会议签署的致中央人民政府的3封信。达赖在信中说：

“过去，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力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素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2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附赠哈达1条，上等地毯1床。”

1月19日，毛泽东在审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高级军事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他写道：

“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五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尔后，毛泽东还特意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给志愿军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