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话说1951年3月1日，毛泽东起草“关于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给斯大林的电报”（见《毛泽东军事文选》），他在电文中写道：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地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3番轮流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有两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上述10个军中的4个军，因打了5个月，必须补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接替前线任务后，即调至平壤、元山地区休补，兼顾海防。第一番志愿部队中其他两个军，则调回国内整补。在过去4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与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10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12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三、根据1、2两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3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6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于4月上旬达到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而以第二番志愿部队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4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但必须估计，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3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

信中所说的李俊龙，是国务院参事，他所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刊登在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3月3日，斯大林复毛泽东3月1日电说：

“您3月1日的来电已收到。我们同意您关于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假如您能在安东地区留下两个空军师掩护电站和该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即第15师和第324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若朝鲜已有一条金属跑道，我们则可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金属跑道。与此同时，必须起码再建筑四处水泥机场，因为只有金属跑道是不够的。我希望机场工程在劳动力和器材方面能得到保证。您若同意，我们可给一些高射武器掩护机场并再供应你们一些高射炮（已令炮司分批调3个高射炮师去朝鲜）。增订的6000辆汽车可在今年下半年中交货。”

3月间，毛泽东和老友周世钊聚会，周世钊问起毛岸英为什么要上前线的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着‘亟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且战且退。

3月8日，毛泽东致信在北京的陈伯达、田家英说：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它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其它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9日，毛泽东为转发罗瑞卿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及区党委：

一、兹将罗瑞卿同志关于浙江情况的报告一份转给你们，其中所述浙江各项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登记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和采用。关于此项登记工作，凡未办及未办得好的，请你们做出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并向中央作报告。

二、目前几个月，各地领导同志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向下面指导的重心，仍然是对那些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当然，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毛泽东 3月9日

3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写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张春桥，小名善宝，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县城。其父张开益，母亲宋蕙卿。1932年张春桥进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次年，16岁的他即发表小说《银铃》、《秋》。1934年中学毕业后，17岁的他又发表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和一些反映民众生活的白话诗。1935年5月，张春桥到了上海，不久在《大晚报》及《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不断发表文章；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9月3日他在《立报》上发表《武装民众》一文。张春桥在上海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发表文章40多篇。9月中，他离开上海回到济南；12月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1938年8月，张春桥在延安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几年后他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1947年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不久被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1951年改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

张春桥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87期所载周巍峙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

他信中所说的《毛泽东之歌》，原是他在1941年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期间作词、由卢肃作曲的赞扬毛泽东的歌曲，其歌词是：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不管黑暗无边，夜雾茫茫，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在南方，在北方，从中原，到边疆，你响亮的声音，鼓舞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是胜利的旗帜，光明的象征，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这首歌问世后，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不仅在解放区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流行一时。1951年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所作的“1950年全国流行歌曲调查”中，这首歌高居排行榜第3位。后来，著名音乐史学家向延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中也曾评价说：“由张春桥作词、卢肃谱曲的‘献给中央二十周年’大合唱中的《毛泽东之歌》，是一首优秀的颂歌题材的歌曲，演出后很快就在边区传唱开来。”

此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则对这首歌曲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在1951年2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诗人和音乐家也写了不少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这些歌曲有的已在广大群众中流行。但在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当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严肃地认真地加以考虑。”“如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词中虽也着重说明了毛主席刚毅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他所选取的形象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是‘黑暗无边，夜雾茫茫’。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地描绘。”“有人认为它的情调受了宗教赞美诗的影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这个歌曲是10年前的创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但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却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

周巍峙在文章中还插入曲谱，对《毛泽东之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提出了批评，说“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更带有感伤的成份”。

对于周巍峙的这些批评意见，张春桥虚心地接受了。他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中写道：

“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1941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1943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10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谢谢你们。”

对于张春桥的来信，《人民日报》也写了个编者按，其中说道：“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即停止播送。”

再说3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西南军区党委1951年3月6日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给各军、各军区等单位并报军委总政的电报上加了批注，并为转发这个电报写了一个批语。

电报内容和毛泽东的批注如下：

自去年接到中央镇压反革命指示之后，我军区部队在西南局统一领导下是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指示的，因此在剿匪与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在军队内部缺乏专门研究布置，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各级党委的普遍重视。（毛注：西南如此，各军区各省各军恐怕也有此种情形。）有的对反革命存在着“重案轻处”、“重纪律犯轻政治犯”或“地方严部队宽”的倾向。对待旧机关旧职员的态度不够严肃，对其中有严重问题的分子注意不够。党内干部中轻敌麻痹遗失机密的现象不断发生。军区党委认为上述缺点必须立即纠正，这不仅关系到清匪发动群众和社会治安，而且是直接关系到部队内部政治上组织上纯洁与巩固的重大问题。（毛注：正是这样。）为此决定：

一、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之惩治反革命条例、彭真同志关于同一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2月22日社论、史良部长“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专论等4个文件，各区必须认真地组织干部学习，并结合实际进行一次检查。师及军分区以上党委应将检查结果分别向党内党外干部进行传达报告。凡对反革命丧失警惕，重案轻处，甚至和平共处的倾向，务必得到揭发批判与纠正。（毛注：必须如此。）

二、继续加强清匪与捕捉匪首运动，密切结合群众斗争，防止因剿匪胜利而麻痹松懈。对现有管押的积案应立即组织清理，遵照惩治反革命条例迅速判刑。今后凡属处理土匪案件，应统由军队结合地方执行，并每月向大军区报告一次。

三、加强对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工作。各部队与机关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毛注：很对，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对这些人员除继续进行团结争取改造外，对其中个别有破坏活动的分子也必须坚决逮捕法办。对伪装投降起义混入我军之一切反革命分子，应迅速加强审查侦破，弄清材料，分别处理。只有坚决地肃清与镇压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才能更好地团结教育多数。片面地强调教育改造，放松了对他们政治上的警惕是错误的。（毛注：很对，应当这样办。）

四、各地现有集训尚未处理的旧军官旧人员中的特务恶霸分子，应即作出计划，迅速分别处理，不得拖延。上述第3、4两项军区另有专门指示，望注意研究执行。

毛泽东为转发上述电报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军委直属各军事领导机关及军事学院，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党委：

请你们也照西南军区党委会一样，对于学习4个镇反文件及传达报告的问题，对于清匪问题（在有清匪任务的地方），对于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问题，此外还有在机关中部队中混入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及保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论过去已有检讨或尚未有检讨，均一律重新作一次检讨，并对自己直属机关部队及各兵团军师，发出必要的指示并定期完成任务。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你们的检讨及指示，应送军委一份。

毛泽东 1951年3月11日

3月13日，中朝军队在“联合国军”的反攻中，主动撤离汉城。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他写道：

“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刊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15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3月16日，志愿军第3兵团领导机关在北京组成，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治委员杜义德，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副参谋长李懋之；下辖原第2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第4兵团第15军、第18兵团第60军。

此后，第60军军长韦杰（原军长张祖谅因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韦杰继任军长）、政治委员袁子钦率第179师、第180师、第181师，于3月17日由安东入朝参战（第60军后来又隶属第20兵团）；3月18日，王近山副司令员（陈赓尚未到职）率志愿军第3兵团领导机关由安东、长甸河口渡江入朝；第12军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李震、副军长兼参谋长萧永银率第31师、第34师、第35师，于3月21日由长甸河口入朝参战；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率第29师、第44师、第45师，于3月25日由安东入朝参战。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刺杀身亡事件的通报。

黄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曾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4年。本传第三卷中曾经说过，1934年9月毛泽东到于都县进行调查研究，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昏睡在床。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长征前，黄祖炎被调到了中央地方工作部，不久，他患了肺炎，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了。毛泽东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并半开玩笑地使了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还真的把烟戒掉了。毛泽东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到达陕北后，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2次合作，毛泽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等组建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第2纵队4师副政委等职。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就在3月13日那天晚上，济南市政府礼堂里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正在进行着，参加会议的200余名干部都身着军装，佩带手枪。黄祖炎讲完话走下讲台，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其余座位因许世友等军区领导未出席都空着。大约在21时10分左右，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王聚民手持左轮手枪，越过第3排，枪口贴近黄祖炎的头部，“砰”一声，击中了黄祖炎。

凶犯王聚民与黄祖炎有何深仇大恨？为什么要枪杀他？原来这王聚民出身于山东文登县一个地主家庭，他1940年参军，入伍前是一个小学教员。解放后，他的父亲在土地改革中被斗，家里的土地也被贫下中农分了，他便以组织名义向当地群众施压。当地群众联名写信向他所在部队反映情况，并揭发其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过两名地下共产党员。此信被人误拆，内容传入他耳，他认为大事不好，遂行凶报复，枪杀高层领导，致使黄祖炎遇难。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立即将黄祖炎遇害的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