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话说1951年4月中，毛泽东抽空陪同程潜、王季范、程星龄驱车前往十三陵游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方向的昌平县境内，离北京市区有百里之遥。所谓十三陵，是指明朝13座皇帝的陵墓，又称明十三陵或明陵，它们是成祖朱棣的长陵、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英宗朱祁镇的裕陵、宪宗朱见深的茂陵、孝宗朱祐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熜的永陵、穆宗朱载垕的昭陵、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光宗朱常洛的庆陵、熹宗朱由校的德陵、思宗朱由检的思陵。此外，还有几个埋葬后妃和夭折皇子的坟墓。

这一带是燕山山脉的一条支脉，以长陵所在的天寿山为主峰，东西均有山峰环抱，形成一个极为理想的山谷盆地，13座陵墓就分布在这片大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各靠一座山峰。整个陵区大体上坐北朝南，两侧有虎、蟒二山拱卫，而西南方向就是人口稠密的区域。

毛泽东一行由十三陵护林工作者王富有导游，先看长陵。长陵大门内，工作人员郭玉奎正在翻晒药材。毛泽东看到大殿石阶上晒有很多药材，就问：

“这是从山上采来的？”

王富有说：

“是我们俩在巡陵路上，见到陵旁山坡的药棵子，顺手采来晒干卖给收购站，换来钱改善伙食。我俩都是津贴制，生活不宽裕。”

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这是个好主意。”

一行人进入长陵墓隧洞，又走上宝城，观看矗立在那里的“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的石碑，再看看周围山景，还登上丘顶松柏林间，毛泽东说：

“这个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敢在北京建都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殿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

出了长陵，毛泽东说：

“我们去看看嘉靖皇帝陵，那叫什么陵？”

王富有说：

“叫永陵。”

毛泽东一行乘车向南走，拐入永陵道口，在永陵村头的坡下停了，下车顺着一条路步入永陵。

这里的大殿已经毁坏殆尽，只剩下宝城上的一通“大明世宗肃皇帝之陵”石碑。陵园内十分荒芜，松柏树木极少，村民还在这里拦着一群山羊。

毛泽东走在前面，上宝城绕了一周，登上墓顶土丘，一边看一边往下走，他说：

“永陵是朱厚熜皇帝陵。这个皇帝特别迷信，20载不亲朝政，偏听偏信，重用奸臣严嵩达20年之久，还将清官海瑞下了大牢。这个皇帝死后，他的儿子隆庆皇帝才放出海瑞。”

走出永陵，毛泽东说：

“去定陵看看吧。”

一行人驱车来到定陵门口，待工作人员打开门锁，步行进入定陵。定陵的规模仅比长陵小一点，大殿已毁。王富有引着毛泽东游了宝城，这里的碑楼全是由石块雕琢砌成，碑刻“大明神宗显皇帝之陵”几个大字。毛泽东说：

“这个碑楼不怕火烧嘛！”

他绕着巨大的碑楼看了一圈，说：

“定陵葬的是万历皇帝，他叫朱翊钧，就是京剧唱二进宫里的李艳妃抱的小皇帝，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

毛泽东一行又踏上墓丘，观赏了松柏林。回到定陵门口，毛泽东问：

“南边能看到的是哪个陵呀？”

王富有说：

“是庆陵，万历是他的父亲。庆陵皇帝墓，已经破烂不堪了，您去看看吗？”

毛泽东说：

“时间太长不去了，耽误你这么长时间，谢谢你喽，我们送你到定陵桥上。”

王富有说：

“您刚才在3个陵讲的话，我都听清了，也记住了，对我教育很大，希望您今后再来逛陵。”

毛泽东面带笑容地握着王富有的手，说：

“再见吧！”

4月15日，志愿军第3、第19兵团入朝参战，分别在伊川、铁原、平康地区和南川店、市边里、兔山地区完成集结，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也在平康、洗浦、淮阳地区完成集结。联合国军发觉志愿军后续兵团到达，加上连续作战部队损伤严重，因此除在铁原、金化地区继续发动进攻外，在其他地区基本上停止了进攻。

4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此9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4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4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2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4月17日，毛泽东就“注意对付敌可能降落的伞兵”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

德怀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4月14日电悉。你对于38军、42军的部署及开辟中间运输道路的计划，均甚好。但尚有一事请注意，即敌人若从中间各地降落伞兵，例如敌冒险以一个伞兵团在熙川、球场、德川区域降落，以一个伞兵团从破邑、谷山、遂安、伊川区域降落，到处乱窜，扰我后方，此种可能性很大，请速筹对策。50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以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

毛泽东 4月17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西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西北局这个指示强有力地指出在镇反工作中展开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规定了5条办法，一切地方都应当这样做。凡属现在仍然小手小脚，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不敢吸引广大党外人士共同参加镇反工作，以致引起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的地方，尤其要即刻改变作风，并且愈快愈好。

毛泽东 4月17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宿县地委关于运用农代会布置镇反工作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皖北宿县地委运用农民代表会议布置镇反工作，审查镇反工作及审查基层干部和党团员的经验，一切新区均应照此办理，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4月17日

4月19日，毛泽东在罗荣桓、罗瑞卿等人的一份联名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兼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与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就济南反革命刺杀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汲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

“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

4月21日，历时87天的第4次战役结束，中朝部队战斗损失共53000人，歼敌78000余人。

是役，联合国军主动出击，步步进逼；中朝军队与主动出击的前3次战役不同的是，且战且退，进行所谓的“主动防御”，全线防御，结果，双方打成了一个消耗战。战至3月底4月初，中朝军队全线转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联合国军则再次越过三八线。4月21日，联合国军被阻止在开城、长湍、高浪浦里、文惠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第4次战役因中朝军队准备反击遂告结束。

4月22日，为了粉碎美军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实行南北夹击的阴谋，中朝两军发动了反击作战的第5次战役。

4月22日傍晚，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和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3人，在第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和平措旺阶的陪同下，从陆路抵达北京。

4月下旬，毛泽东特意邀请他在湖南一师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珍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他还为袁先生书写了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4月26日，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土丹旦达2人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到京。

4月27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官员一行14人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车站和飞机场均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各界代表上千人的欢迎。他们被安排在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司徒美堂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早在4月上旬，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司徒美堂南下广东侨乡鹤山视察土改，他以所见所闻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粤中侨乡的土改》专栏文章。4月14日，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报告土改情况，还说他要在广东农村再参观一段时间，并将农民献给毛泽东的礼物一并委托致公党的黄鼎臣带往北京。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报告和礼物，立即复信给司徒美堂，他在复信中写道：

美堂先生：

4月14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

敬祝健康！

毛泽东 4月27日

后来，这封复信由粤中报制版刊出，侨乡农民也十分高兴。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同意志愿军第5次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请注意在此次战役中，对伪1师、美3师、25师、24师、土耳其旅及英28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目前这几天似乎还有此种可能，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15000至20000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4月28日晚，周恩来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和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一起，宴请了西藏和谈代表。

周恩来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代表名单，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

周恩来说：这次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要以‘十条’为准，‘十条公约’规定的内容是谈判的基础。

此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又先后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向他们耐心解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孙志远（张国华尚未赶到），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及其他4位全权代表，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进行第一次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和谈10项条件和西藏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尽量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建设性意见。谈判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

4月30日，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

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200万，已捕及将捕人犯10000，已杀700，拟再杀700左右，共杀1400左右就够了。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这个问题，即将提到5月10日在北京开会的公安人员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下面是西南局给川北区党委胡耀邦同志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则精神的，特转发以供参考。

毛泽东 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