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早在1951年3月间，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于4月17日给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山西省委的这一正确意见，遭到了华北局和刘少奇的反对。5月4日，华北局在给山西省委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消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5月7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山西省委提出的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说，用合作社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6月3日，刘少奇在同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和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

山西省委在农村夏收以后，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事实材料，上报给华北局和中央。7月3日，刘少奇背着毛泽东，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在转发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消弱直至否定私有制，把农村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给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他。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山西省委和华北局及刘少奇之间的这一场争论，一直是背着毛泽东的，在毛泽东发现问题之后，马上把刘少奇和薄一波、刘澜涛叫去谈话，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刘少奇提出的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和“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错误观点。据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马上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至此，围绕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终于结束了。陶鲁笳等人在这场争论中始终能够坚持原则，不唯上、不让步，实在令人钦敬。

正是：直道为良谋，精钢不做钩。为民谋幸福，哪怕风雨稠。

浩然有正气，高压难低头。斯人留亮节，千古说风流。

后来，陶鲁笳从1953年7月起开始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5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60年10月任华北局书记，1965年9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同年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十届中央委员。

再说在开城实质性谈判中，美方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提议，他们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对它的“海空军优势的补偿”。中朝方面代表立即反驳说：

“如果你们没有海空军优势的话，早就被赶到海里去了。”

美方代表恼羞成怒，他们叫嚣说：

“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8月18日，“联合国军”果然在东线发动了所谓的“夏季攻势”。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为配合其夏季攻势，依仗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方的工厂、矿山、农田、水库以及运输补给线，实行了大规模的狂轰滥炸，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绞杀战”。

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并告高：

你对邓华同志8月18日电丙项作战方案的意见如何？邓华说“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当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的反应将会如何，请就这几点考虑电告。

毛泽东 8月21日

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向拉萨进发。

另外，还有新疆军区入藏骑兵支队、西北军区独立支队在18军之前，云南入藏部队在18军之后，分别向西藏进发。

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克服无数困难，翻越10余座雪山峻岭，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地带，克服了高寒缺氧、断粮疾病的袭扰，先遣部队于9月9日到达拉萨。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德怀并告高岗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并告高：

我军已决定9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敌人又有企图在镇南浦登陆的消息，因此，38军、39军及40军均应位于原驻地，加强训练，并准备对付镇南浦方面的可能登陆。

军委 8月26日

8月27日，毛泽东关于敌人在中立区进行破坏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因为敌人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没能走出在谈判过程中陷入的僵局，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挑衅活动。8月19日，敌人换上伪装，袭击了我在开城中立地区的军事警察部队，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在双方代表调查之后，敌人宣称他们无罪，这是我南朝鲜游击队所为，因此，他们对此不承担责任。

在这之后的8月22日夜，敌机对开城中立地区投掷了9枚炸弹，向我代表团居住的房屋射击。虽然那天晚上来了一些美军联络军官进行调查，但是敌人厚颜无耻拒绝承认自己的行为，而坚持认为在那里找到的碎片和形成的弹坑不是空投炸弹所致。之后敌人一反常态，宣称袭击是来路不明的飞机所造成的。

敌人胆敢进行厚颜无耻的挑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方不敢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所以他们想利用这一措施对我施加压力。……我们宣布暂时停止谈判，直至对方对发生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我们得到满意的答复以前，不恢复谈判。同时我们还要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不想主动宣布谈判破裂。我们认为敌人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挑衅行为。拖延谈判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拖延导致谈判破裂。我们在加紧准备反击敌人在正面战场上可能的进攻。同时严密防守北朝鲜东、西海岸的港口，以免敌陆战队登陆。在近几天敌机侵入沿海城市青岛、上海、福州，这是有挑衅目的的。与此同时，敌人想侦察我沿岸地区的防空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想加强我们在朝鲜的指挥和沿海地区的防空。在下一次电报中通知您为在朝志愿军工作的军事顾问的派遣方案，同时请您提供需补充的炮兵装备。

第二种情况，谈判拖延的结果，敌人可能找到走出僵局的办法，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达成协议。现在我们想利用谈判的间隙，进行冷战，以揭露敌人厚颜无耻的挑衅行为。但是我认为敌人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挑衅行为。……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请您根据以上情况给予指示。

毛泽东 1951年8月27日

8月29日，斯大林关于同意中方谈判立场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您8月27日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您对目前开城谈判情况的评价和你们的立场，对美国人为压制中朝方面的挑衅事件需要得到一个满意答复。像以前一样，我们的根据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您建议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在目前谈判阶段的监督员和观察员参加谈判，我们认为这没有益处。此建议的不利方面是，美国人将认为中朝方面比美国人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对此问题如果您坚持这个观点，那么应向金日成通报此情况。

菲利波夫 1951年8月29日”

8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他在电文中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8月29日的电报收到了。我同意关于我们在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现阶段谈判的监督员和观察员问题上表现出主动性是不适宜的。此情况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

毛泽东 1951年8月30日

1951年9月3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到菊香书屋谈话。

原来在1951年春，中央组织赴西南土改考察团。梁漱溟至此悟出，毛泽东去年要他到南方看看的用意，便主动向中央统战部报名参加。梁漱溟所在的分团有20余人，由章乃器任团长，自5月初出发，到四川考察土改情况，于8月30日返回到北京。

梁漱溟来到菊香书屋时，章乃器刚刚告退。毛泽东亲切地握着梁漱溟的手说：

“土改团的情况，章乃器先生刚才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先开饭吧。”

他知道梁漱溟吃素，就一个人陪他吃饭。饭后，毛泽东问道：

“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

梁漱溟说：

“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与要求，土改是深得民心之举，也很必要，很及时。但是，毛病也不是没有，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儿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

毛泽东说：

“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于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但愿如此。”梁漱溟把话题一转，又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那么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此后不久，梁漱溟在10月间写出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和《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他写道：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的自我检讨与反省，说明他在事实面前，终于承认在延安与毛泽东的争论，毛泽东是正确的，他自己是错误的。

9月4日，在朝鲜西线战场上，志愿军部署了42军、47军、64军3个军。47军在中间，防守斯琴里到退溪院里一线。47的左翼是42军，42军126师正好与防守斯琴里的47军139师衔接。47军的右翼是64军，64军190师正好与防守退溪院里的47军141师衔接。

这一天，第47军防守中部骄阳一线的140师，正准备与正面的美军骑兵1师鏖战。

9月5日清晨，美军的进攻打响了，骑兵1师向志愿军第47军140师发起了进攻，这骄阳一线正是3个军防线的中心。

美军和以前一样，用火炮、坦克和飞机猛轰140师的阵地，随后又用坦克和装甲车开路，骑兵跟进攻击。战斗打得异常惨烈，骑兵一师发起的3次大规模进攻，均被打退，140师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伤亡上千人。

曹里怀面对美军的猛烈进攻，判断其主攻方向就是骄阳。当晚战斗结束后，他命令139师和141师分别放弃斯琴里和退溪院里，向骄阳一线靠拢。

然而李奇微此次的作战意图，却是以骑兵1师的进攻牵制志愿军第47军，在佯攻的同时，集中美、英、加、土等几个国家的联军，在9月5日这一天乘坐第3舰队的船只，绕道金浦登陆，登陆后立即向川谷里进发，到6日清晨，突然出现在志愿军第47军的后方，离47军已经不远了。

此时，曹里怀正在为防御骑兵1师的进攻做准备，后方突然出现了混乱，敌军已经对47军形成了合围之势。曹里怀顿时吓坏了，不但47军陷入危机，两侧的42军和64军也同样陷入危机，只要有一个点被敌人突破，整个防线就有崩溃的危险，这对3个军5万多人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他赶紧向彭德怀发报求助：

“47军即将陷入重围。”

彭德怀收到电报，也不知所措，一边捶桌子：“这个曹里怀。”一边喊：“快发报，向毛主席求助。”

毛泽东此时正在开会，他立即宣布散会，一个人陷入了沉思。前线的彭德怀和曹里怀是如坐针毡，苦苦地等了一个小时，终于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敌军虽要合围我军，但我军有生力量并未受损，即令47军运动起来，破除心理上的故步自封。敌军主力出现在后方，正面战场上部队数量应该不多，应立即放弃正面作战，联合两翼的42军和64军将计就计，从3面反围剿敌军登陆部队。”

彭德怀看完电报，如拨云见日，心中豁然开朗。他当即命令曹里怀，留下140师断后，其他两个师立刻向北进军。同时，他又电令42军军长吴瑞林、64军军长曾思玉，立即向中部移动，配合47军一起，围歼美英等军登陆部队。

9月6日晚，当美英等联军还在计划着合围志愿军时，志愿军却抢先打响了反围剿作战，李奇微的计划再一次破产了。

再说9月初，江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批评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9月6日这一天，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她表示支持。

此后，中直机关从各部委抽调一批干部参加土改工作，方法是自己报名，组织批准，组成一个新解放区土改工作团，到新解放区去贯彻党的土改政策。

一天傍晚，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出去散步，江青问道：

“听说机关要抽调人参加土改？”

毛泽东边走边说

“你想去吗？”

“我也想下去锻炼锻炼。”

“你身体能行吗？到农村是很艰苦的，要与农民三同，而且斗争也很复杂。你要慎重考虑。”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还是去吧。我会注意的。”

9月7日，原华北军区第23兵团司令员董其武、政委高克林率第36军、第37军主力入朝参战。

第36军军长王建业（代）、政治委员康健民辖第106师、第107师，第37军军长张世珍、政治委员帅荣辖第109师、第110师，由辽宁安东、长甸河口入朝。

第36军、37军主力参加抗美援朝，原任务是负责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可由于美军空袭频繁，志愿军司令部便改变原计划，上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将这4个师整编为新69军，以董其武为军长，负责板门店以西阵地的防御。

9月8日，毛泽东关于请苏联派遣军事顾问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在今年8月27日给您的电报中曾通知您，我们想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到驻朝鲜的中国志愿军部队工作。在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同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协商后，我们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

1、志愿军司令部顾问共10人，其中包括：总顾问1人、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侦察顾问1人、通信顾问1人、后勤顾问1人、军事交通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工程兵顾问1人。

2、5个兵团顾问共10人：每个兵团2名顾问，即兵团司令兼兵团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

3、21个军的顾问共63人：每个军3名顾问，即军长兼军参谋长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

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

请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9月8日

9月10日，斯大林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9月8日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派遣一名首席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关于向军或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根据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后，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派遣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首席军事顾问。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那么陆军大将扎哈罗夫近日前往北京，尔后到达在朝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区。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0日”

9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对卫士李家骥说：

“主席已同意我下去搞土改，你愿不愿意随我去？”

李家骥说：

“我听组织安排。”

江青说：

“我已决定去参加土改，如果你愿意随我去，要有个思想准备。”

第二天，汪东兴对李家骥说：

“主席安排江青同志下去搞土改，我们准备抽3名同志跟去，有你，有李黑丑（即李德华——作者注），贾士兴，你有什么意见吗？”

李家骥回答说：

“我服从组织安排，走前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汪东兴说：

“这次到农村搞土改，是与地主阶级大较量，斗争一定很激烈，你们去的工作主要是做好保卫、生活、后勤工作，同时也是去锻炼锻炼。”

9月12日，斯大林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在9月8日关于指挥人员军事顾问的电报已收到了。我们同意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派遣军事顾问，对此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派遣指定的军事顾问前往北京，尔后到达指定位置。在得到您答复后，我们将通知军事顾问的名字。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2日”

欲知斯大林向志愿军军级和兵团级派遣顾问如何决定？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7月17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中说：在美国“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当他7月19日从李克农的报告中得知南日“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起进攻，使对方”“局促无词，窘态毕露”、“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之后，便在 7月20日致斯大林电中说：“在三八线停止军事行动”“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们的武装力量只能把敌人赶出北朝鲜，但还不足以把敌人赶出南朝鲜。”“我本人对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新的想法，即最好是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他一贯强调要坚持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敌方“继续拒绝讨论”、我方“继续让步”的情况下，一定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争得个“有理”，在对方理屈词穷的时候，我方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有利而且有节地解决问题，即不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这就叫见好就收！因为他明白，不这样做，“我们仍会付出很大代价”，“这样做要比通过长期军事行动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为好，而在军事行动中很难得到所需要的结果。”多么清醒的军事统帅啊！堪为后世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