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_第2页_禅生活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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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毛泽东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他在通知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二、这个草案比10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10月草案收回作废。

中央 1951年12月15日

12月17日，毛泽东给王震复了一封电报。

王震是在12月14日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就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提出，准备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10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看罢王震的报告非常高兴，他在复电中写道：

“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10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坊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做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请各中央局转发分局及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南局12月13日关于在西南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请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使科长以上的干部都有机会阅读。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西南局所规定的6项办法，也是正确的。

中央 12月17日

是年冬，胡志明在罗贵波陪同下秘密访问中国。罗贵波记载了这一外事活动。

一天下午，罗贵波陪着胡志明来到颐年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迎出门外，他们先后与胡志明拥抱问好，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亲切。

胡志明说一口相当流利的带有广东味的汉语，可以不用翻译。他把越南抗法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及中国顾问在越南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他还对毛泽东说：

“我们中央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同志参加我们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出意见，多帮助我们。但是，他太谨慎了，太谦虚了。我希望你们交给他多提意见这个任务。毛主席，你们是否同意？”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所提的意见或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得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胡志明显然是被毛泽东的真诚感染了，他站起身来动情地说：

“我和越南同志们，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对我们帮助的真心实意。”

吃饭的时间到了，周恩来因有其它外事活动提前告退。毛泽东和胡志明、刘少奇、朱德、罗贵波一起走向餐厅。餐厅与会客室只用一道屏风隔着，一挑帘就进去了。这间餐厅并不大，只摆着一张餐桌。胡志明看到端上来的一盘辣椒，对毛泽东说：

“听贵波同志介绍，毛主席非常爱吃辣椒，是不是没有辣椒就不能下饭？”

他见毛泽东笑容满面，就接着说：

“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长得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辣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

“喜欢吃辣椒的不是我一个人，少奇同志和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吃辣椒也很厉害。”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罗贵波：“他是江西人，也是吃辣椒的。离你们近的云南人也爱吃辣椒。可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吃法就各具特色，做法也就有别了。”

胡志明说：

“我们是把朝天椒放在鱼露（越南人泡制的一种酱油——笔者注）里，再加上一些柠檬，配在一起吃。”

毛泽东说：

“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在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食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哩！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饭后送走胡志明，毛泽东把罗贵波留下，继续谈话。他说：

“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是不论是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刘少奇补充说：

“你要注意，不要超越你的工作任务范围，重要问题事前或事后要请示报告毛主席，报告中央。”

毛泽东接着问罗贵波：

“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应该知道李德此人吧？”

“是的，我知道李德。”

罗贵波回答。毛泽东说：

“李德是德国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他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赏识，把他派到中国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记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告诉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3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不对。”

12月20日，华北局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报了河北省委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

此前，河北省委在12月14日向华北局报告了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写道：“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财产，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河北省人民政府在12 月16日也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材料，报告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华北局的意见是：“为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2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华北局在报告中还附上了河北省委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青山、张子善量刑的意见：地委8名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中，对刘青山同意判死刑的有535人，同意判死缓的有8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死刑的有536人，同意判死缓的有7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

毛泽东为慎重起见，请党外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刘青山、张子善量刑的意见。

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的、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12月22日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951年12月20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请总党委即按这个报告所定计划施行。

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并请考虑在各大行政区一级直属党组织和各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亦组织总党委，以期统一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定期召开各部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大会，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工作效率，团结党外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作用。

中央 1951年12月22日

12月23日，江青从武汉回到北京，她又病倒了。

据李家骥回忆说：“江青这个时期体质弱，有多种疾病，加之工作条件不好，又累，她是硬挺的。犯病时常常痛得浑身出汗，我劝她去医院看病或休息几天，她都拒绝了，而且告诉我，不能对别人说有病的事，怕产生影响。她还让我别担心，说这是慢性病，有药，服后会缓解的。据我所知，她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的，所以回到北京后就病倒了。”

江青带病整理完在湖北搞土改工作的总结材料，上报中直机关和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看了材料，表扬他们干得好。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

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说：“今年以来，我们发现有一部分致敬信是由地方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的”，“从7月开始，又有大批群众拍发的致敬电报”。“群众对党与革命的热情，应由群众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决不应由党、政机关普遍动员去写信发电，表示庆祝。这样做，必然引起群众不满。”“今年4月主席在批发我们的工作报告中，曾经指示说：‘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但这一指示至今尚未引起地方上的注意，而且情形更为发展。”“关于赠送礼品”，“不仅耗费巨大，影响也不好。”

毛泽东在《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中央邮电部党组：

兹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51年10月下旬向毛主席所作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报告上所举的件数，仅是寄给毛主席的，若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央其他同志所收到的，数字尚不止此。在秘书室作这个报告以后，又收到湖南的长沙、常德、会同、沅江、耒阳、宁乡和川东的忠县、辽西的阜新寄来一字不写的白纸信共94件。有的群众来信说：写信是“接奉上令”，是“奉农会指示”。各地的邮电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的统一布置下，从今年“五一”以来，采取发广告、作讲演、挨户劝说、下乡宣传等方式动员群众拍庆贺电报。有的群众反映说：“经费困难，请免了吧!”有的群众认为“这是变相的敛节礼”。这样动员群众来写信拍电，不仅非常勉强，而且已经发生了一些强迫命令的情形。送礼物是不必要也不应该的，动不动制送锦旗，更是铺张浪费。各地党委对于这些现象应当认真纠正，必须养成朴素节省的风气，必须制止任何一种浪费民力、物力的事情。今后任何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均不许动员群众写信发电。这种事情一定要出于群众的自动与自愿。机关团体一概不许送礼。非有隆重大事，不得送锦旗。过节不许送食品。对于要送礼物的群众，应作适当解释，劝其不这样做。鉴于这一问题虽然中央曾经提出过，但未引起各级党委注意，特再电达，望即经过党组用适当方法通知当地机关团体，切实遵行。

此报应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中共中央 1951年12月25日

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

据新华社西南总分社12月22日内部情况报道说：“西南区已停止了原订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均已开过党代表会议。川东、川西、川北、川南、西康及重庆市已作了一般号召。其他各地也将进入动员阶段。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800亿元，其中萧子言和陈松柏两大贪污案即达200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300亿元，其中以粮食局系统最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偷去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10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被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先支借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500亿元”等语。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

中央 12月26日

12月27日，李家骥跟着毛泽东去散步，毛泽东问他：

“这次参加土改有什么感想？”

李家骥说：

“很受教育。”

“哪方面受教育最深刻？”

“关于阶级斗争。”

毛泽东点点头，说：

“土改，在农村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必然触及各个阶层的利益，他们都必然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旦利益对立，就会产生矛盾，甚至是尖锐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还特别问江青表现怎么样？李家骥便如实地作了汇报。

原来在9月25日，江青和土改工作团就到了武汉，接待人员将他们安排在中南局交际处。这是一所刚盖好的房子，条件还算可以。江青正想去拜访一些老同志，没想到邓子恢等人马上就来看她了。她笑着对邓子恢说：

“邓老，我应该去看你，还劳你大驾到我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