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话说1952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又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3月28日，毛泽东关于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1月28日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电报和1952年3月15日关于中蒙铁路建设问题的电报已收到。非常感谢您对中国建设问题的关心和帮助。
制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总计划以及计算为此所需经费和外汇实际总额等问题，我们一向希望待到朝鲜谈判前景较为明朗的时候来搞，情况一旦明朗，我们将立即向您提出关于总计划的报告，以便您对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有个清楚的概念，尔后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给我们提供援助的数额和方式。
现在可以认为，朝鲜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在4月份可以达成协议，那我们就在11月中旬派某些负责同志到莫斯科向您提出关于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基本建设五年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请苏联政府在派出专家及提供技术、设备和材料等方面给予系统援助，而且给予贷款。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该报告需要的所有材料。
关于您在电报中提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援助，现通告如下：
1、旅顺港海军基地问题。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根据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港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委派代表准备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2、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的计划，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18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但中国政府在这3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因此我们请苏联政府对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海军在内以提供贷款的方式予以援助。至于具体计划，我们打算由我国代表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时当面提交。考虑到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谈判推迟进行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们打算于4月上旬派出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及其参谋长罗舜初同志和两名中国海军的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的同志进行谈判。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下达指示，派这些同志前往莫斯科。
3、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3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详细申请单另行电告。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飞机和航空物资之后的余款购买其他武器装备的申请单只能在上述物资的价款结算清楚之后才能提出。
4、给60个步兵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除1951年给4个师提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外，按修改后的计划，另一批物资提供应在今年4月开始。国内军队整编也将在今年4月开始。如果没有新的变动，我们希望在1952年获得16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1953年获得20个师的，1954年获得20个师的。在我们所获得武器装备的4个师中，有3个师的武器装备将转交朝鲜人民军前线。至于60个步兵师武器装备的军事贷款，我们也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
5、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问题。如果您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比修建从中国西北部通往苏联的铁路更为紧迫而且更有必要，考虑到苏联同时开始修建该铁路从乌兰巴托向中蒙边境延伸的这一段，则我们准备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勘察工作，于1953年开始修建。至于这一铁路的运行路线，我们认为它始于集宁站或包头站进入中国的绥远省，经中蒙边境的哈顺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比从张家口延伸到乌兰巴托要好。当然，最后决定要在对该铁路修建路线进行预先勘察之后才能做出。
顺便说说，如果修建一条从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经玉门、哈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总长2000公里，与苏联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干线相接的铁路，则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更为有利。我们不知道苏联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苏联政府在修建这一铁路的事业中能否以铁路设施援助我们。
6、种植橡胶树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
对上述两个问题，如果您同意，我们将委派代表于5月中旬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谈判。至于我们对栽种橡胶树的专家和设备的需要，我们将给您另发电报告知。
请对上述所有问题给予指示。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1952年4月1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学习刚刚重新发表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时，有人在讨论中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没有统一性或同一性？”
这个问题一提出，众人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反双方互不服输，谁也说服不了谁。反方的保健医生王鹤滨自荐去向毛泽东请教。他走进菊香书屋的院落，来到毛泽东办公室门口，又停下了脚步，迟疑起来，心想：为了一个学习问题，去打扰毛泽东，合适吗？正在此时，毛泽东和江青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毛泽东问：
“王医生，有什么事情吗？”
王鹤滨只好说：
“我们正在学习主席的著作《矛盾论》，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者是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
“主席，是个怎么样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固执而幼稚的眼神，改变了直接回答问题的方式，他问道：
“我们中国在什么地方呀？”
“在地球上。”
“对！中国在地球上。美国呢？也在地球上，而且位置正好与我国相对着。它在地球的那一面，中国在地球的这一面，但都是在地球这个统一体上的，对吗？”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知道他对中国和美国在空间上的统一明白了后，又接着解释道：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缺少一方就讲不成抗美援朝的战争了。”
江青插话说：
“问题应该是强调我们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性，而不是我们与他们的统一性！”
4月2日，斯大林关于苏军撤出旅顺等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下列各点转告毛泽东同志：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撤出旅顺港。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港，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第二，我之所以在电报中曾提醒您不要忘记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问题，不仅因为朱德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还因为1950年当您在莫斯科时您本人也曾把这条铁路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重要事情提出过。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条铁路是最必要的，因为：（1）它是迅速通往中国首都给她提供援助的最短路线；（2）修建这条铁路要比修建新兰铁路快好几倍；（3）由海路给您供应液体燃料不可靠，于是乌兰巴托-张家口或乌兰巴托-集宁铁路就是运输液体燃料最短最有保障的路线。
从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您不相信铺设这条铁路线是适宜的，因为您把它同新兰铁路加以对比。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撤销修建乌兰巴托-中国的铁路线问题。至于铺设新兰线，则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新问题，如果您愿意，那我们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对其他问题，过几天再回答。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4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西北局、新疆分局“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写道：
“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
“西南局4月2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毛泽东的值班卫士通知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
“王秘书，主席叫你去陪吃饭。”
王鹤滨的爱人在上海医学院上预科，大儿子王子冀跟着他生活，他刚让朱宝贵从托儿所把孩子接回来。此时，朱宝贵已经走了，没有人可以托付照顾儿子，他只好抱着孩子，急步向菊香书屋走去。
毛泽东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看到多了一个小朋友，增加了兴趣，他问：
“这位小客人是谁呀？”
王鹤滨说：
“主席，这是我的大孩子，叫子冀，生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朱豪村。”
“你还有几个孩子？”
“还有一个儿子，生在北京，叫子燕。”
“王医生，很好嘛，身兼二职哟，既是爸爸又是妈妈。”
毛泽东说罢，弯着上身，把脸贴近孩子的头部，和蔼地问孩子：
“小娃娃，你几岁了？”
孩子没有说话，怯生生地伸出4个手指。毛泽东又微笑着问：
“啊，你的妈妈呢？”
“妈妈，妈妈上学去啦。”
毛泽东又问：
“你想妈妈吗？”
“想妈妈，我想妈妈。”
问完了，毛泽东又为孩子夹菜。孩子嘴里吃着，视线却停留在一小碟红绿相间的炒辣椒上。毛泽东夹来的菜，他也不管不顾了。毛泽东看见了，高兴地说：
“啊！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是吧？这东西可好吃哩！”
说着，夹起一截红辣椒，在孩子面前晃晃。果然，孩子那张小嘴凑了过去。王鹤滨想，这湖南口味的炒辣子，自己吃一口都要出汗呢，孩子要是吃了，哭闹起来怎么办？主席这餐饭也要搅得吃不成了。便把孩子拉了过去，说：
“主席，不要给他吃。”
毛泽东就把辣子放到自己嘴里，而且装出很好吃的样子嚼了起来。孩子双目紧紧地盯着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又把眼睛盯在那碟炒辣椒上，右手的小食指也戳在嘴唇上。毛泽东又夹起一段红辣椒对孩子说：
“你吃吧，可好吃了，不要听你爸爸的。”
孩子又伸长脖子要吃辣椒。王鹤滨说：
“主席，不能给他吃！”
说着又把孩子拉了过来，孩子奇怪地看着他爸爸。毛泽东第二次受到阻拦，就把夹起的辣椒放回碟子里，带着批评的口吻说：
“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让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