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共产党员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不准许党员去作富农，也不准许党员去作资本家、地主或高利贷者。”

话说1952年5月16日，毛泽东应陈嘉庚之邀，欣然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7个大字。他还给陈嘉庚写了一封回信，同时寄上了题字。他在信中写道：

陈委员：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7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2年5月16日

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推迟县区乡的“三反”和中小城市的“五反”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南局转湖北省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中南局5月15日和湖北省委5月10日电悉。你们关于县区干部“三反”计划的原则是好的。但是，由于过去各地“三反”“五反”的影响，使社会经济生活和城乡交流发生了阻滞现象，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反”“五反”的地方，正在结束“三反”“五反”，并大力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与城乡交流，对于尚未进行“三反”的县区乡和尚未进行“五反”的城市，中央已决定一律推迟进行，即在秋征以前凡未发动“三反”的县区乡和“五反”的城市，均不再发动，待今年秋征以后或明年再有步骤地来进行。因此，你们准备在6月开始进行的县区“三反”运动不要进行，并告诉所有县区乡的干部：在目前应集中力量作好生产、城乡交流及土改复查等项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立功和改正错误，有罪者，在将来的“三反”中亦可将功折罪，而不要不安心工作，一错再错。在此期间，如有个别贪污分子自愿交代贪污事实及交出赃款者，亦可接收，但不要发动群众运动去追查。对于集中休整的土改工作队和业已调换工作的干部，则可以参照广西省委整顿土改工作队的经验进行整顿。

中央 5月23日

5月23日，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泽东，他在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由于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民族政策感召，于1951年5月在祖国首都胜利地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使西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和压迫，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给西藏人民开辟了走上幸福繁荣的新道路……使我等行辕全体同仁……得以光荣而安全地返回西藏，和达赖喇嘛亲密团结的晤面，和西藏人民亲密地团聚了，使西藏民族内部将近30年的分裂在您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从此团结起来了……西藏僧俗贵族官员和广大僧俗群众从实际行动和生活中认识到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真正为西藏人民谋幸福的伟大纲领，是西藏人民的光明表现！这是西藏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藉此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班禅谨以特别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向您——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致以崇高敬礼！

班禅额尔德尼 敬上

这一天，达赖喇嘛也致电毛泽东，向毛泽东致敬并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

毛泽东迅即复电给达赖和班禅，他在电文中写道：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们5月23日的来电。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节日，你们来电表示愿为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并庆祝你们的成功和健康！

毛泽东 5月23日

不久，班禅一行在6月间离开拉萨，返回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实现了第9世班禅生前的最大宿愿。

5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三反”运动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最深刻最生动的教育，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对于共产党的组织来说，是一次实际有效的整理，同时又大大的创造了建党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各地原订的整党建党计划，除方针与政策不应有所改变外，在整党建党的步骤上与方法上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加以改变。

一、全国党、政、民各级机关的“三反”运动，现正陆续进入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对于犯有错误的党员，结合党员标准进行处理，中央已有指示。而在“三反”运动的建设阶段中，结合党员的8项标准进行一次教育，是能够更好地提高所有党员的觉悟程度与改正某些党员的缺点和错误的。此项作法，在利用“三反”建设阶段的机会，所费时间并不很长而收效甚大。至于有些机关，目前因业务繁忙，时间紧迫，不可能抽出时间学习党员的8项标准，则应在“三反”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先解决党内的主要问题，如划清思想界限，清洗坏分子等。以后仍须抽出一定时间，进行党员标准的学习，以便普遍提高党员的觉悟程度与解决“三反”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全国各级机关的整党工作，应争取在1952年内全部完成。

“三反”运动使各级机关中原有的非党积极分子受到了锻炼，同时涌现出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党对这些积极分子的思想情况与历史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应在各级机关中积极地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和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要求今后一年内（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在机关60万青年团员及其他优秀分子中，按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吸收20%的人入党，这是完全必要与可能的。

二、在工厂、矿山、企业中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店员的觉悟程度。“目前首先应该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吸收新党员与建立党的组织”的条件更加成熟。因此，应争取在一年之内随着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生产改行以及增产节约、生产竞赛等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批接收工人、店员中的优秀分子40万人入党。具体要求：有全国360万产业职工中接收10%，150万店员中接收3%。至于全国现有工、矿、企业中的近2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仍须在“三反”“五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所有党员的条件。在城市集中的条件下，应采取轮训或业余训练的办法，学习党员的8项标准，并根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精神，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妥善地处理丧失党员条件及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争取在今年内，使所有工、矿、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完成整党计划，达到整党的目的与要求。

三、全国大学、专科学校，现有15万学生，其中党员很少。全国约150万左右的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党员更少。这说明我们党过去在学校中的工作，是很薄弱的。但经过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以及此次的“三反”运动，情况已大为改变。高等学校的学生群众与大、中、小学的大部教职员，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日渐提高，尤其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与清理“中层”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青年优秀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在不断地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相信共产主义，于是纷纷要求入党。对于这批经过锻炼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果采取不敢或不肯接收入党的关门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为此，在一年之内要求：在各学校的“三反”、思想改造和清理“中层”之后，在大学生中接收10%的人入党；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中接收3%的人入党。这样在学校中积极地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才能加强党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巩固和扩大学校教育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贯彻学校教育的改革工作，更好地、更多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

四、在农村中，因为尚未进行“三反”，大部地区的区级机关和一部地区的县级机关亦未进行“三反”，现在全国县区机关正集中全力进行生产和城乡交流的工作，在秋收以后，全国都要进行秋征，在新区的农村中还须进行土改及土改复查和民主建政等项工作，在老区的农村中则须进行整党建党工作。因此，在农村中的“三反”以从县区机关的“三反”和整党建党工作，必须和上述各项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而不要分裂开来进行。为此，各级党委必须立即准备并作适当的布置，以便能够在秋征以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县区乡3级脱离生产的干部，除开担任生产和城乡交流的财经工作干部仍应全力照常工作外，担任党务及土改工作的干部凡可抽出者，应即抽出，适当地分批集中，在新区，以准备秋后土改成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和建党等项工作为目标，在老区，以准备秋后整党建党工作为目标，进行一个时期的整训，并在这种整训中抽出10天至20天的时间进行“三反”，解决集训的绝大多数干部的“三反”问题，少数问题严重而复杂的干部则由地委集中另行处理。担任财经工作干部的整训和“三反”，则待以后另行办理。如此，可以准备好今年秋后乡村中的工作。乡村中的“三反”（中央将另发指示），在老区应在整党中进行，即由整党工作队领导在党内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可吸收群众中少数积极分子参加），而不在群众中进行，在新区乡村中的“三反”，则在土改或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中采用整风、审查鉴定干部、改善干群关系的方式进行，不单独提出，三反”的口号。如此，方能使乡村中的“三反”及整党建党和其他各项工作均能配合进行，否则，必致互相妨碍，使今年在乡村中的许多重要工作受到损失。在老区乡村中，根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方针和政策完成整党，清除坏分子并令那些不够条件的党员退党以后，应在那些必要而有条件的乡村中接收一些新党员，因为不少乡村党的组织在调出若干优秀党员后，它的积极性大为减弱，必须吸收一些新的积极的成份，方能振作起来。在新区乡村中，在完成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后，应在积极分子中进行党员8项标准教育，并接收那些愿为党员8项标准而努力上进的优秀分子入党，在一般新区农村中，应有5个党员以上（一般不超过10人）的支部，才能加强党对农民群众的领导作用与农村中各项建设工作。全国有12万个新区乡村，还有2万个老区乡村没有党的组织，应争取在今后一年内建立党的组织，此外，在老区已有党的组织的乡村中还应接收一些党员。如此，在农村中要接收将近100万党员。这是必须认真地进行许多工作才能作好的。

各级党委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以积极的态度，讨论研究，并认真地进行整党建党工作，一切借口工作忙，任务大，时间紧迫而忽视整党建党工作的现象，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省市区党委以上党委，应即根据这个指示拟订自己的整党建党计划，并立即进行准备。执行情形随时报告中央。

中央 1952年5月30日

1952年6月6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道：

罗迈（即李维汉——笔者注）同志：

此件已阅，略有修改，请再酌。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毛泽东 6月6日上午3时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说的“略有修改”，是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中的“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的提法，改为“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

6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的党员的党籍问题的新规定》：

华东局组织部并告各中央局：

5月10日来函及附件均悉。

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的党员的党籍问题，1949年7月中央组织部复东北局组织部的电中“暂保留其党籍”的规定，今天已不适用，应即作废，特作新的规定如下：

一、目前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党在农村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组织起来”实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所以农村中党的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地宣传并以实际有效的行动，即以模范带头作用，来实现党的这种政策。因此对于已成为阻碍或破坏劳动互助生产合作的富农成份的党员，必须加以严肃地处理，以贯彻党的政策，保持党的纯洁。

二、在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不论是旧富农或新式富农）党员的党籍时，首先应说明：目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允许社会上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但共产党员则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不准许党员去作富农，也不准许党员去作资本家、地主或高利贷者，今后农村发展生产的方向是逐渐走向农业集体化。所以要作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取消他的剥削他人的生产方式，积极地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如果他接受党的这种意见，他的其他方面，亦未丧失党员条件，自应保留其党籍，党办不应当以富农来看待他。如果他不愿意放弃他的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的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

三、对于富农家庭出身、不直接参与剥削行为的党员，只要他能坚持党的立场，划清他与剥削者家庭的界限，则其本人的党籍不应受家庭成份的影响。

中央 6月9日

6月13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说：

“对于工商户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为了更好地结束这一运动，达到消灭‘五毒’、改造工商业者和在消灭‘五毒’之后顺利发展生产，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一种是不肯将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合理地降下来，即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

荣毅仁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根据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受中央委派到上海领导“五反”运动的薄一波和上海市长陈毅认为，把他定为基本守法户好。他们将此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又转报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

“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荣毅仁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安定了人心。

与之相反，在“五反”运动中被清查出来的上海反动资本家王康年，则在1953年2月28日被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处死刑，于当日下午执行枪决。

早在抗战期间，王康年就在上海北京西路434号景星里设大康行西药部，用玉米粉改装为表飞鸣、阿斯匹林粉等假药，贻害病家。抗战胜利后，他将大康西药行迁至汉口路456号3楼306室，改名大康药房，专营西药投机贩卖；由于投机、抛空头栈单，到期无货兑现，负债千万余元，药房倒闭。上海解放后，大康药房复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王康年借西药供应紧缺之机，在向37个国家机关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中，以行贿、嫖妓等方式腐蚀国家工作人员85人，行贿金额2万余元。骗到订货款后，他采取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少充多等手法应付交货，如用次消发噻唑片充好消发噻唑片、用2000倍显微镜充2500倍显微镜等等；或拖延交货，甚至有23个国家机关的定货一直未交，价值7万余元。1951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华东荣军学校向王康年订购氯霉素、消发灭定粉等6种前线急需药品，金额3万余元，他一直拖延不交货，志愿军5次催货，他将前线不需要的冷热水袋、玻璃片，甚至已生锈的医疗器械发往前线应付，贻害志愿军伤病员的治疗。王康年还用诈欺伎俩向银行骗取大量贷款，拖欠不还，套购大量外汇，偷漏国家税收；盗窃、诈骗国家资财总计金额26.1万余元。王康年大肆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他最终被判处死刑，的确是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