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3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建设了。”

话说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签发训词。他还批示道：“特指定军事学院刘院长（即刘伯承——笔者注）代表军委向该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之学员宣读军委主席之训词。”训词全文如下：

军事学院刘院长、全院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并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的全体学员同志们：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25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地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2年7月10日

7月11日，毛泽东决定由杨得志担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7月11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来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时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缺粮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有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7月11日

7月13日，“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其中说，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人民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80%左右，而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则只占志愿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32%。

7月18日，毛泽东关于不接受敌方遣返战俘方案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7月15日3时我致金日成同志的电文和金日成同志今年7月16日21时给我的回电，供了解情况。

“致金日成同志，并抄送李克农同志。

我们给李克农同志写好电文后，接到您今年7月14日18时的电报。对该问题经过两天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目前正当敌方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一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不接受敌方建议只会有一弊，就是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然而，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开始帮助朝鲜，朝鲜人民也已经确实站在了保卫全世界和平阵营的最前线。朝鲜人民牺牲的代价是取得了在三八线地区阵地的巩固，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朝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两国的武装力量，在同美帝国主义斗争中得到锻炼并获得经验。在斗争进程中，朝鲜和中国人民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促使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得以发展。这也迫使美帝的主力被牵制在东方并蒙受着连续不断的损失。同时，作为全世界和平支柱的苏联得以加紧自身建设并对全世界各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给予影响。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如此强大的运动正好说明，朝鲜人民不再是孤立的。

首先，中国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确保朝鲜人民度过难关。因此我们现在请求您坦率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接受敌方建议一事，肯定会带来巨大危害。首先，在敌方狂轰滥炸压力之下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建议将使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其次，敌方会不断地利用我们这一弱点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并导致敌方新的挑拨行径。那时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再想向敌方施加压力时，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上述的优势也将失去其自身意义。这是糟糕的一步，并会因这一步而输掉全局。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接受敌方建议必然会使敌方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于我们的威望。如果我们表现出坚决不接受敌方的建议，并对敌方破坏谈判做好准备，敌方就不敢贸然破坏谈判。在谈判进一步推迟过程中，由于我方果断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敌方会做出新的让步。如果敌方不让步或者谈判破裂，那么我们应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在敌方无法取胜的战争进程中去寻找改变目前状况的出路。

关于这一建议和我们的方针，我们会告知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的回复结果，我们会告知您。

此致敬礼！

毛泽东 今年7月15日3时”

“致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7月15日3时的电报收悉。经过对电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我们认为您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您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通知我们，让我们今后坦率地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援助，对此我们衷心地感激您。我们认为，在同敌方长期斗争中积极主动开展战斗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战斗而继续消极防御，那么敌方就不会重视我们的力量而继续狂轰滥炸以向我们施加军事压力。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1、必须加强高射炮部队，至少要有10个团。必须加强对平壤市和所有工业重要设施（如长津湖发电站、水丰发电站、北仓发电站）的对空防御。

2、必须让我们的空军积极进行空战：（1）改善空军指挥部门，使其能在朝鲜领土上准确地指挥空战。（2）空军行动的直径不应仅仅限于目前的沿鸭绿江一线。至少应延长至平壤一线并尽力加强首都和重要工业设施的对空防御。（3）派遣善于夜间作战的空军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并勇猛地轰炸敌方的机场、仓库、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

3、陆军部队作战时必须在前线某些阵地上发动局部性攻势以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

请您研究上述意见并做出给予我们援助的决定。

向您致最崇高的敬意!

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21时”

毛泽东 1952年7月18日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关于抗美援朝问题，他说：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7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9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10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12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3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3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30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1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3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100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说马上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10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大家要好好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在座的人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团结和划清敌我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除了划清敌我界限之外，在内部还有个是非界限。两者相比，是非界限是第二种界限。比如贪污分子大多数还是个是非问题，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与反革命不同。

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3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建设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我们的国家稳步前进。”

有党外人士在政协会议上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

“大概二三十年吧。”

此时，毛泽东的大致设想是，经过“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步骤，一步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接见了这个月刚刚被任命为地质部长的政协常委李四光，他饶有兴趣地问李四光：

“‘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李四光听了非常感动，没想到博学多闻的毛泽东还如此虚心，如此关心地质科学，便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说明。

在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特意邀请来北京参加会议的程潜到家里吃午饭。饭后，两人外出散步，边走边聊，来到了中南海边。毛泽东对程潜说：

“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的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点头笑着说：

“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

毛泽东见南海边泊着一条小船，便提议说：

“我们划划船吧。”

说罢，他登上了那小木船，待程潜上船坐稳后，操起桨要亲自为程潜划船。程潜忙说：

“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国家主席，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毛泽东说：

“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何况你已是古稀之年，总不能让你划桨啊！还是客随主便吧。”

说着，他操起桨划着小船向前驶去。

8月7日，毛泽东召见梁漱溟。梁漱溟在谈话中提出要到苏联去做学术研究。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道：

“这不合适。派你去苏联参观访问，游历一番或去苏联进修一门学问，这两种情况都不合适。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嘛。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8月21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回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1、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2、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9月动身北上。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顺候近安！

毛泽东 1952年8月21日

8月间，江青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经毛泽东同意，她第2次去到苏联治病。

美国记者维克多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了江青这次在苏联治病的情形，他写道：“苏联医生直接把她拉进了外科实验室去观察她的肝脏，但没有除去集聚在胆囊里的水。经过外科抽样检查，提出治疗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苏联南方的她所讨厌的雅尔塔。为了减退不断的高烧，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2千万单位，这样的剂量和次数只能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个人完全没有权势，但她的抗议是完全徒劳的。在那个令人讨厌的雅尔塔的冬天，她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不让她回国。她想，他们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治好病而感到惭愧。最后，他们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后来她有幸被转移到了克里姆林宫里雄伟的宫廷医院，那里是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准备的医院。”

再说8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进行司法改革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关于开展司法改革运动的工作，中央前有几次电示，最近政务院已批准了中央司法部史良部长所作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各级党委应认真布置并推动政府机关切实执行。

各级人民法院机构的改造和反对旧法观点是相互联系的，应将二者结合进行。但肃清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乃是长期的思想斗争，而对法院的组织整顿，特别是清除那些坏的无可救药的旧司法人员，调换那些旧审检人员，代之以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则是可以在一次短期的运动中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必须是从清算旧法观点入手，最后达到组织整顿之目的。法院的改革不宜用改造一般旧人员的办法来逐步地改进和提高，而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组织办法，以彻底改变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成份。对于法院中罪行重大且有民愤的坏分子，还须给以刑事处分，以严肃法纪教育干部和群众。但在组织处理中，必须严防草率从事，轻易开除的毛病，以免造成失业或难于转业安插。因此，除了应受刑事处分者外，即使对于那些恶习较深的分子，也必须妥善安置，给以生活出路。现在司法机关的旧人员，原则上由司法部门尽可能的留用，将原任审检工作的旧司法人员调作技术性的工作，将不宜作重要工作的调作次要工作。其不能留在司法部门的，也必须经由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审查，或分配其它工作，或给以劳动就业机会，或资送还乡生产，务使各得其所。

此外，各地还应利用这次机会，把大学政法院系的教授组织到司法改革运动中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不能继续担任政法教授，对于这一部分人尤须妥善安置，或改教其他的课程，或改任中学教员，或帮助其转业改行。同时选拔适当的教师加强政法教育工作，以利政法院系的整顿和改造。

中央 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