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全国高等、中等学校经过这次结合“三反”运动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之后，极需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水平，则是学校思想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过去由于普遍缺少足够称职的政治理论师资，以致这些课程的教学水平一般都不高。为了加紧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特作如下指示：
一、由中央教育部负责筹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一部分政治理论师资。第一期招收研究生300人，研究期限1年至2年。1952年秋季开始实行。
二、在高等学校的助教和高等、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党员、团员在本校担任政治理论课程的助教或助理，经常地指导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逐渐培养他们成为高等、中等学校新的政治理论师资。这是现阶段培养政治理论师资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各级党委必须加以重视，并应指定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领导他们的政治理论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学习中的各项问题。
三、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培养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
四、各中央局、分局及有关的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各该地区培养政治理论师资和学校政治教育的领导，指定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或副部长经常亲自领导这一方面的工作；并应选派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及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教课（专任或兼任），领导政治助教的政治理论学习。在目前各高等、中等学校原有的政治理论师资量少质低，新的师资尚待培养的“青黄不接”时期，尤需大力动员党委、政府、群众团体中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学校兼课，或设专题讲座，帮助政治理论教师备课。
五、各行政区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计划，由各中央局负责拟订；华北5省2市高等、中等学校政治教师培养计划，由华北局会同中央教育部党组负责拟订。
上列计划均须在9月20日以前报告我们。
中央 9月1日
9月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把他准备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呈送毛泽东审阅。
9月5日，毛泽东看了黄炎培的讲话稿，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毛泽东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上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
毛泽东还在讲稿的最后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份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有可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泽东改完了讲稿，又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9月4日的信及讲稿，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2年9月5日
当晚，黄炎培就给毛泽东写信说：
“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的感谢！”
9月5日这天晚上，原第3野战军第23军军长钟国楚、政治委员卢胜辖第67师、第69师、第73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后隶属第19兵团）。
此后，原第3野战军第24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皮定均辖第70师、第72师、第74师，于9月12日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9月15日，原第4野战军第46军军长萧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辖第133师、第136师、第137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志愿军总部（后来隶属第19兵团）。
9月10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修改过的讲稿和指示精神，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于中山公园举行的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和传达。会后，黄炎培的讲话稿又印发给全国各地民建组织，反映很好，工商界很受鼓舞。
9月1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在1952年4月1日重新发表后，李达用了半年时间撰写了《〈矛盾论〉解说》一书，9月11日寄给毛泽东审阅，同时请求毛泽东为长沙爱晚亭题字。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回信中写道：
鹤鸣兄：
9月11日的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3个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4章第10段第3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8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2版时，已将这8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顺候教安
毛泽东 1952年9月17日
9月18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联合国军”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接着，第12、68、65、40、38军和人民军第3、第5军团，在完成准备后也陆续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使“联合国军”大为震动。
9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就“一五”计划的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据薄一波在1965年“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5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5年可以让其参加。（下面讲一段战争形势）争取15年不打仗可能的。”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者为之振奋。他们认为我国开始搞社会主义了，这是全党梦寐以求的大事。同时，大家认为这是毛泽东根据国内外有利形势做出的新判断，为全党指明了方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向政法委员会和公安系统的干部作了传达。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中央在发现了罗瑞卿的做法后，对他进行了批评。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后来于11月13日在给周恩来等十几位领导人的信中作了自我批评。请看后边详述。
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送审稿时，将文中“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划去，并在旁边批示道：
“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2年10月1日，首都50余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庆典，时称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庆节”。
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来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检阅台上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委员，各委、部、会、院、署、行的领导人，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首长，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在观礼台上，有各条战线上的代表，有华侨回国各观光团的团员。出席观礼的还有苏联专家代表，在中国访问的外国朋友和贵宾，各国使节和外交人员等。
在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上观礼的国家领导人和嘉宾共有1万多人。
上午10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全场肃立，军乐队高奏国歌，100门礼炮齐鸣28响。
朱德乘车检阅受阅部队。
接受检阅的武装部队分列式开始了，聂荣臻乘车率领武装部队进入广场，由东向西行进，共有66个方（梯）队，受阅人员11300人。与往年不同的是，徒步方队前面增加了高举“八一”军旗的“仪仗兵”。
受阅民兵来自全国各省区，分属汉族和蒙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满族、朝鲜族、黎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他们携带着先进的轻武器，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色彩缤纷，构成了与以往国庆节阅兵分列式不同的一道亮丽风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
空军机群组成9个梯队，共有153架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受阅。
阅兵式历时65分钟，全场观众一直都是欢声雷动。
“保卫和平”是这次国庆阅兵和游行队伍的主题。游行群众高举着各种标语，“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高呼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在金水桥前放飞一群群白色的和平鸽，欢呼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热烈而坚决地表达了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与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
10月2日，毛泽东因堂弟毛泽连来信说他家生活困难，就给东茅塘的堂兄、少年时代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祝，甚为感谢。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3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100万元为六婶葬费，200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另寄200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康吉
（这些钱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毛泽东 1952年10月2日
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苏联出席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
10月3日是中秋节，下午，中南海派来一辆小轿车，把毛泽全夫妇和3个女儿一大家子人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共度佳节。
毛泽全是在前些时候由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调来北京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生产管理处任处长，他的爱人徐寄萍也调到总后工作，居家迁到了北京。
毛泽全一家来到菊香书屋，见毛泽东身着旧衣和布鞋，正坐在一个凉棚下的藤椅上看材料。毛泽全老远就叫了声：
“主席！”
毛泽东见叶子龙领着客人来了，立即放下手中的材料，起身迎上去，看着他们全家人，笑盈盈地说：
“泽全，你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好，好。”
毛泽全、徐寄萍赶紧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孩子们也走到毛泽东跟前喊道：
“伯伯好！”
“好，好。娃娃们好！”
毛泽东高兴地应着，引着客人进了客厅，招呼道：
“坐，坐，大家都坐。”
工作人员端上茶水，给孩子们分发了糖果，退了出去。毛泽东问起徐寄萍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徐寄萍说，她是1940年在上海参加学生协会，1941年随一批同学到苏北新四军一师参军。父亲是教员，已病故。现有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带着母亲在上海工作。毛泽东听了，连连说：
“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
他话头一转，又问道：
“你是从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土包子，种过地的泥巴腿子？”
徐寄萍闻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而不答。毛泽东就说：
“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他又指着徐寄萍说：
“看上去你身体较瘦弱，有什么病么？”
徐寄萍说：
“没大病，只是常头疼。”
“你去医院看看耳朵，有时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疼了。”
毛泽东说罢，又问孩子们在哪儿上学。毛泽全的大女儿毛远慧抢着说：
“我在11小学读3年级，妹妹远玲在五一幼儿园。今天同学们知道接我到中南海看毛主席，都要我代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笑了，说：
“那你代我问问同学们好啰。”
此时，叶子龙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又从中联部招待所接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民的遗孀王淑兰。
王淑兰和儿媳韩谨行这一次来北京，主要是为儿媳治疗支气管扩张。韩谨行出院后对婆婆说：
“我想借这个机会见见主席大伯。”
王淑兰说：
“那就写封信说一下吧”
于是，韩谨行以婆婆的口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王淑兰的近况，又说：
“现在儿媳韩谨行来北京治病，已经出院。我准备过几天和儿媳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临行前，我们很想见见您，您百忙中可以接见一下吗？”
毛泽东接到王淑兰娘俩的信，很高兴，就派叶子龙去接她们。不巧的是，韩谨行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苏联举办的“改造伏尔加河”展览去了。王淑兰四处寻找，均未找到。只好一个人闷闷不乐地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见王淑兰来了，问她：
“你儿媳怎么没来？”
王淑兰还在生着气，说：
“她呀！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连个人影子也找不到。”
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位客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一位是毛泽东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他是受韶山乡人民政府委托，来请毛泽东为新建的韶山学校题写校名的；另一名是毛泽东幼年的同学和邻居邹普勋，也是邹氏的胞弟、毛泽全的亲舅舅；还有一位是毛泽东少年时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他们是应毛泽东的邀请，来京叙旧并汇报乡情的。
毛泽全、王淑兰见乡亲们都来了，十分高兴。毛泽全这才明白毛泽东是要他们在佳节里和乡亲们会会面。大家在一起拉起家常，谈笑风生，十分热闹。
中午，毛泽东在家设便宴招待客人。叶子龙进来说：
“进屋吃饭吧。”
“慢。”毛泽东指着毛远慧姐妹3个说：“娃娃们不能吃辣椒，今天添一盆炒鸡蛋给娃娃吃。”
他又特别交代秘书：
“普勋有病，另外单独夹给他吃。”
众人用了餐，一起到客厅围坐着，毛泽东抽烟，客人们吃苹果。5岁的远玲天真活泼，自报奋勇对毛泽东说：
“伯伯，我给您跳舞。”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好。”
远玲一边跳一边唱，毛泽东轻轻地拍着手，和着节拍。两岁半的小远平，很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睁大眼睛看着大人们。毛泽东笑着指一指远平，说：
“你们看娃娃这双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呢。以后世界是他们的，有他们钻研的时候。”
说话间，远平就睡着了，徐寄萍连忙对毛泽全说：
“远平睡了，先把她抱进汽车里吧。”
王淑兰急着要回招待所。毛泽东问道：
“怎么你就走？他们都不走哩！”
王淑兰说：
“我要去寻儿媳妇，因为她还没见主席伯伯哩。”
于是，毛泽东就派叶子龙送王淑兰回招待所找人。毛泽全便趁机向毛泽东和其他客人告辞。毛泽东吩咐叶子龙将桌上的鲜果和糖块拿一些给娃娃们带回去吃，并起身送客，忽然问：
“怎么少了一个娃娃？”
徐寄萍笑着说：
“远平睡了，已先抱进车中了。”
叶子龙送了毛泽全一家，带着王淑兰来到中联部，正碰上韩谨行从外面回来，王淑兰赶紧叫儿媳上车去了中南海。后来韩谨行从中南海回到招待所，王淑兰问道：
“你是怎么称呼主席的？”
韩谨行说：
“喊主席。”
“你这憨子，怎么连伯伯都不晓得喊？”
王淑兰忍不住把儿媳埋怨了一通。
10月5日，毛泽东给齐白石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2年国庆节期间，齐白石邀同几名著名画家，共同绘出一幅《普天同庆》图，献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复信中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出了一幅毛体珍品。他写的是：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 1952年10月5日
10月6日，邓华、杨得志、洪学智获悉美李军队调防的情况，决定发动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战术反击，由西海岸到东海岸一字展开的志愿军第一梯队第65、40、39、38、15、12、68 军7个军参战。
黄昏时分，紧张防守了一天的美李军正在休息之时，志愿军7个军各以连排为单位，在东西两线180余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40多个目标，向美李军的阵地发起了攻击。
10月8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为了迫使志愿军转入守势，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悍然宣布和谈无限期休会。
这一天，克拉克又批准了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势”计划。美李军此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
此后，中方参与谈判工作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由于美国单方面中止谈判而奉命归国。
欲知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新一轮的较量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8月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是一篇重要文献，为读者正确理解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以及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又先后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意义，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正是由于“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天下大定。”“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正因为有这样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又提出了“我们要争取10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正所谓“天翻地覆慨而慷”，用这句话形容伟人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很恰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