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被领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见他有些紧张，微笑着打量了一下，与他握手，还递给他一支香烟，说道：

“像周瑜一样，还是个青年团呢！”

毛泽东拍了拍旁边的沙发，对纪登奎说：

“坐下来，咱们再谈。”

他为了放松纪登奎的紧张心情，随便问道：

“你是哪里人？”

纪登奎回答说：

“山西武乡人。”

“你知道关云长是哪里人？”

“我们山西人。”

毛泽东笑道：

“关云长是河南人，犯了人命案，逃往山西。他也不姓关，路过潼关时，人家盘问他姓什么，他不敢回答真姓。情急之中，一抬头，看见潼关二字，就随口说，我姓关。以后就落户山西，在那里造起反了。他和你恰好相反，他是河南人在山西造反，你是山西人在河南革命。你是怎么到河南来的？”

纪登奎向毛泽东简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又向毛泽东汇报了许昌的地理概貌、历史沿革、乡土风俗、经济文化、人口物产等情况，并着重汇报了土改、治理淮河、抗美援朝、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要纪登奎详细汇报一下许昌的农业互助合作情况。纪登奎报告了全区成立了多少个互助组，多少个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毛泽东问：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情况？”

纪登奎将鲁山县苏殿选合作社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问：

“生产情况怎么样？”

纪登奎说：

“生产增长很快。互助组时，小麦亩产平均158斤，1952年增长到187斤，今年预计可达到300多斤，小麦亩产超过互助组时四五成，超过单干户一倍多。去年该社玉米平均亩产325斤，比1951年增产47%。在副业方面，社里办了磨坊、粉坊、豆腐坊，还搞运输，去年赚红利304万元（旧币）。分配上实行按劳付酬，男女同工同酬。夏季分红按土地六成劳动力四成的比例。秋季为土地劳动力各半。去年该社每个社员平均分玉米1305斤，比全乡收入最多的互助组还多出45%。通过比较，证明合作社比互助组好，互助组又比单干好。”

毛泽东对纪登奎汇报的情况很满意，他问：

“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合作社存在有什么问题？”

纪登奎说：一是互助政策贯彻得不够好。有的社用牲口入社时作了价，但社里长期不付款，不计息。有的农具采用无代价入社，一部分社员不满，他们认为被共了产。毛泽东说：

“这样共产不好，社员会不高兴的。”

纪登奎接着说：二是社里会计制度不健全，账目杂乱，公共支出过多，影响社员的积极性。毛泽东突然问：

“你们那个文香兰合作社现在怎么样？垮台了没有？”

文香兰是鲁山张良区贺堂乡的女青年团员，1952年春，她组织起了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当时县、区政府要求每个合作社划出3亩地，作为高额丰产田。麦收时，张良区委书记在现场验收。3亩地单割、单打、单收，亩产高达676斤，引起轰动。新华社记者阚枫和《长江日报》记者吕建中赶赴现场采访，产生了怀疑，并报告给鲁山县政府。可1952年10月28日《河南日报》公布的小麦丰产模范受奖名单中又出现了文香兰合作社。阚枫看了十分生气，随即写了《鲁山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小麦“高产丰产”的实况调查》，刊登在《河南日报》第一版上，编者按也批评鲁山县、区政府弄虚作假，欺骗党和人民。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文香兰一时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新闻人物，毛泽东自然是知道的。纪登奎说：

“这个合作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与压力，但没有垮台。”

纪登奎又说：文香兰从开封回去，大伙要分社散摊子。结果16户退了9户半，文香兰家一半退社一半留社，她的公婆退了社，她和丈夫留了下来。处境艰难，6户半农民兑上鸡蛋卖了，买回一个耙。乡长把3个月的津贴借给他们，又买了一头牛，硬是把合作社办了下去。毛泽东说：

“你们要帮助文香兰解决困难，不能让这个合作社垮了。”

说罢，他又突然问：

“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说：

“我挨过两次整。”

毛泽东说：

“我挨3次整，比你还多一次。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整错了。”

纪登奎简略地讲了他在冀鲁豫挨整的情况。毛泽东笑道：

“挨点整也有好处。你整过人么？”

纪登奎回答说：

“整过。”

“整错过么？”

“也整错过。”

毛泽东又问：

“你杀过人吗？”

纪登奎一怔，马上答道：

“杀过。剿匪、反霸，杀了很多人。”

毛泽东追问：

“杀错过么？”

纪登奎如实答道：

“也有杀错的，那是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我工作没做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转向众人转换了话题，他说：

“1918年我送勤工俭学学生乘火车去北京。路坏了，在许昌候车3天。到了郑州，黄河涨水。那时候，男人还有辫子，女人缠小脚。党成立后，到1949年，经过28年的长期斗争，革命成功了。现在都归我们管了，事情好办了。比如治黄，过去也有王化云，但因不归我们管，治黄的问题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谈到解决。”

他又启发王化云在制订《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时，要力戒骄傲，不要迷信苏联的经验，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中国黄土高原和三门峡的地面实际，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他问王化云：

“你读过斯大林讲的那个安泰的故事吗？”

王化云回答说读过。毛泽东要人们从安泰的故事中吸取教训，一定不能骄傲，不能脱离群众。说话间，专列到了驻马店火车站。毛泽东把潘复生、王化云、纪登奎送到车门口，交代罗瑞卿说：

“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2月16日下午6时左右，专列到达信阳火车站，毛泽东召见信阳地委书记王黎之谈话。他下了专列，握住王黎之的手，笑着说：

“我们一起在车站走走。”

此时天已黄昏，空中飞着雪花，毛泽东边走边问：

“京戏《四进士》那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这里？宋士杰是信阳州人吗？”

他还说：

“宋士杰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一状告倒了3个贪赃枉法的进士，可不简单呀！”

二人回到车厢，专列向武汉驶去。毛泽东取来一张地图摆在办公桌上，问王黎之信阳地委下辖哪些县，有多少人口？他边问边划，并开玩笑地说：

“你管着几个国家啊，古时的上蔡、息县、固始、商城都曾经是个国家。”

王黎之汇报了豫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还谈到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前在信阳烧了不少民房，在河南做了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事，因此，在各界人民代表会上，信阳的代表对他仍在河南当官反映很强烈。毛泽东说：

“河南群众有意见，那就让他到北京做官好了。你去过北京吗？”

王黎之说：

“1951年去过一次，是参加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那时我当地委组织部长。当地委书记后就没去过了，因没人召集我们开会了。”

毛泽东问王黎之多大了，任地委书记多久了。当他知道王黎之31岁时，便问：

“河南省像你这样年龄的地委书记还有几个？”

王黎之回答说有3个人。毛泽东很高兴地连声说好，又问王黎之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工作，在哪里念书？王黎之说：

“我是山东人，因抗日战争，书读不成了，1938年参加了革命队伍，文化程度不高。”

毛泽东说：

“那没关系，你还年轻，在革命队伍里是可以学习提高的。你知道谭震林吧？原来也没有文化，他很注意学习，现在很不错嘛。我们共产党队伍里像你这样的人不少，问题是要努力学习。”

谈话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说：

“我们去吃饭吧。”

王黎之随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里，面对面坐在一个餐桌旁。服务员端来4个小盘，两荤两素，另加一个汤，两杯葡萄酒。毛泽东怕王黎之拘束，不断地让王黎之吃菜；饭后又在办公车里随便聊天。专列到了湖北广水车站，他问王黎之：

“你去过武汉吗？”

王黎之回答说去过。毛泽东风趣地说：

“那你就回去吧！大概你出来时，家里人还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大年初三风雪之夜王黎之失踪了。那还了得，说不定家里人正到处寻找你呢！”

2月16日晚上11点45分，毛泽东到了阔别了25年之久的汉口大智门车站，早有中南局副书记李先念、李雪峰及武汉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王任重等接着。毛泽东下榻在惠济路16号中南局招待所。

这个大院原来叫杨森花园，是国民党时期大资本家、大军阀杨森的别墅。院内环境幽静，院墙高似城墙。

2月17日凌晨5点，孝感地委书记王良接到通知，乘车赶到了大智门车站。他一下站台，就听到广播喇叭呼叫：

“孝感地委王良同志，请到站口来，这里有人接你。”

王良到了站口，见是省委的一位负责人来接他，便上了车。那位负责人告诉他，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要听他汇报基层情况，并叮嘱他：

“要沉住气，主席喜欢当场出题，随便谈，不喜欢照稿念。你掌握的情况多，只要不紧张，一定会让主席满意的。”

早餐后，毛泽东在招待所一个简朴的会议室接见了王良。他握住王良的双手说：

“你是王良同志吧！”

他又询问了王良的籍贯、年龄及学历等。王良回答他是山东人，毛泽东说：

“啊，还是一位‘山东好汉’。”

坐下后，毛泽东拿出笔记本，要王良谈谈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生活状况。他问得十分仔细，比如集市的萝卜、白菜几多钱一斤？猪肉几多钱一斤？农民情绪怎样？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王良将孝感地区的农村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不住地点头。他又问：

“农民有了土地，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下一步我们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能谈点你的个人高见吗？”

王良回答说：

“主席，我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毛泽东说：

“对，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你们地、县党委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农业。”

他谈了在当前总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

“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

他还扳着指头解释说：

“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

毛泽东让王良把这话传达到县委书记、县长。他还说：

“我们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毛泽东问王良对中央、对省委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向他反映。王良将当前地、县机关存在的“五多”现象如实作了汇报，毛泽东追问“五多”的意思是什么？王良扳着指头数着说：

“一是事务多，二是会议多，三是文件、报表多，四是蹲在机关多，五是一般号召多。”

毛泽东说：

“‘两头打着坝，中间淹死人’，你们基层难做人。这种情况要改变，要努力改变。”

他要王良谈谈关于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看法。王良说：

“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主席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大力发扬。应该自上而下，然后从下而上。”

毛泽东连连点头，表示赞许。此时，武昌县委书记赵学义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头上还冒着热气。毛泽东询问了他的身世后，要他谈谈农村的情况。赵学义回答了主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听后称赞道：

“你头脑很清晰，是个秀才书记。”

这时候的武昌县隶属于孝感地委，王良作插话说：

“赵学义同志深入群众，肯学习，有政策水平，地委已准备让他挑更重的担子。”

毛泽东夸奖说：

“当领导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你能慧眼识英雄，说明你更明白。”

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带着随行人员参观了紧靠长江江岸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故地重游，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20多年过去了，宛如弹指一挥间，他抚今追昔，心潮起伏。站在房子面前，毛泽东指点着每间熟悉的房间，如数家珍似的给身边的人介绍。他还指着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得见的大教室说：

“就在这所教室里，举行的开学典礼。”

毛泽东还向大家介绍说，他在哪个房间办公，还有哪些房间是教室，哪位教师讲什么课程。

看完了讲习所旧址，毛泽东想去汉阳看看，便召来了中南交通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刘惠农，他握着刘惠农的手说：

“刘惠农同志，解放前我到过武昌、汉口，就是没到过汉阳，我想去看一下。”

罗瑞卿事先已给刘惠农打了招呼，为了安全，要设法劝阻毛主席汉阳之行。刘惠农听毛泽东这样说，便支吾道：

“主席最好不要去。”

他摆了3条理由：第一，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又没有渡河的轮船，坐小木划子很不安全。第二，即使过了河，汉阳也没有码头，整个汉阳连一条可通汽车的道路都没有。第三，社会秩序还不够稳定。毛泽东笑着问：

“你去过汉阳吗？”

刘惠农回答说：

“去过。”

“你是怎样去的？”

“坐划子。”

“你能坐划子，为什么我不能坐划子？”

毛泽东步步为营，刘惠农一时语塞，只好说：

“那主席，我去准备一下。”

他从长航局调来了一条船，陪着毛泽东上了船，迅即起航。一路上，毛泽东兴致很浓，巡视长江、汉水两岸，边看边问。船到汉阳高公街一个码头靠了岸，毛泽东戴上一个大口罩，步入高公街。这是汉阳的一条老街，街道狭窄，仅能通过一辆三轮车，街面一片萧条。毛泽东问起汉阳兵工厂旧址，刘惠农指着龟山北麓一带说：

“就是这里。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工厂迁到四川，厂房被日寇多次轰炸，破坏相当厉害。1950年下半年，我们在这里建造了一个棉纺织厂。”

毛泽东一行从北侧登上龟山，一直走到龟山东头。从汉阳返回时，他关切地问：

“老百姓过江都是坐划子吗？”

“是的。”刘惠农点点头，继续说：“这里是汉水、长江的汇合口，风大浪急，坐划子很不安全。第1个五年计划已决定在汉水上架设铁路桥和公路桥，将来与长江大桥一起，把武汉3镇连成一片。”

毛泽东高兴地连连点头。

2月17日晚上8点10分，毛泽东请李先念等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几位领导吃饭，在饭时与饭后，他向王任重了解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王任重简要地作了回答。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谈话。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此次谈话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欲知毛泽东明日去何处考察，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2月17日晚同李先念、王任重等的谈话，值得认真玩味。第一，这个谈话反映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现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歧：有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参看刘少奇1951年3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有人主张“四大自由”（参看《邓子恢传》，1950年提出雇工自由和借贷自由，1951年提出贸易自由，1952年提出“土地自由经营，自由处理”）。毛泽东说：“我看都是不对的。”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第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大任务。同时，他正在思考“家底子很薄弱”，在三大改造中要“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等一系列问题。这说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他的思路已经逐渐明晰起来了。综上所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思想差异和严重分歧的，这是在研究党史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