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各大区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农村工作部及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党组：
关于农业增产的五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发展计划数字以及1953年这两项的指标数字，各大区所已经提出者，现在看来都嫌过高。在农业增产方面，不能根据3年恢复时期中每年的增产率来计划今后5年的增产，因为发展时期的增产要比恢复时期困难得多。证之苏联第1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农业增产的计划也不能订得太高。而且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之内，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机器投入农业，农业增产主要还是靠农民群众积极性与互助合作，靠兴修水利与若干新式农具和初步的技术改良。如果计划一开始就订得太高，完成不了，将大大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中央现正考虑将农业五年计划增产数字缩减到以1952年实产量为基数的30%。其中1953年的指标是增产约7%。在互助合作方面，计划订高了，也势必发生急躁冒进，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因此，中央现正考虑将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5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12%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30%左右。以上这两项数字都是初步拟出的平均数字，望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把你们原定的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在3月20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汇编新的计划。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8日
接着，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先生：
饶西·彭措扎喜（即达赖喇嘛的姐夫，来京参观——笔者注）带来的你于1952年8月19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像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
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
张经武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转达。
附送最近像片一张，以志纪念。
顺祝健康!
毛泽东 3月8日
3月9日，莫斯科为斯大林举行了追悼大会。维克多描述江青这一天的活动说：“举行斯大林葬礼那天，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发来了唁电。在这紧张的情况下，她仍与疗养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从她的窗口看到了殡仪队伍走向红场路上排队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乱，使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评论说：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是思想上没有为他死的那天准备群众队伍。”
这一天，北京60多万军民也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斯大林追悼大会。毛泽东向斯大林遗像敬献了花圈，朱德致了悼词。
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全文如下：
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特作如下决定，以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和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
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的和及时的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首先，所有政府各部门向中央的报告，应严格区分请求批示或报告的两种性质，并须随时注意改进和提高报告的内容及改善报告的具体方法。属于请示性质的，须严格遵守每一请示只限一个专题的原则，并须在报告中注明请求批示及请求何人或何机关批示。如时间紧急者，亦应特别标明。属于报告性质的，一律不要写“是否有当，请求指示”的字样，中央对这一类的报告，一般地不需批示，但如发现其中有须予指示的问题，中央当另作指示。定期综合报告即属于这一类性质。即使在综合报告中涉及需要请示的问题，亦必须将该问题另作专题请示，不得混淆。定期综合报告，一般应每两周一次，某些部门经过中央批准得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报告必须有内容，要能说明工作中的大事情和带政策性的问题，力戒琐碎。文字以精练生动为好。某些重大问题或带专门性质的问题应向中央作专题报告，时间不限，字数亦不宜过长。
其次，政府各部门还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向中央反映情况：甲、编印定期或不定期的简报或情报，内容须经过选择和整理，以反映能够看得出问题的，特别是新的问题的材料为主。简报或情报宜短不宜长。乙、将会议所讨论的或所决定的重要事项，用最简明的文字记录出来上报。丙、经常有计划、有目的地反映某些带统计性质的、必要的数字资料。
再次，所有政府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凡属性质重要而不是解决纯业务性或技术性质问题的专业会议，均应执行事先报告并经过中央批准始得召开的原则。在会议接近开始或接近结束时，应将所讨论的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内容向中央作一报告。如属有关全局的、政策性质重大的结论，则须提请中央批准，始得向到会人员宣布。在会议结束以后，应再向中央作一总结性的报告。为了便于了解和考察各种会议情况，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可于每月月底将下月份准备召开专业会议的情况，列成简表报告中央。
此外，今后政府各部门一切给中央的文件电报的上款，均须将主致者和并报者或转报者，分别写清，同时应注明已经抄送哪些人或哪些单位。
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的、统一的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但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现在的组织情况，并使同一系统的各个部门便于联系起见，政务院各委的党组组织，暂时仍应存在，直接受中央领导，并分管其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的党组；这些部门的党组，应仍称党组小组。凡不属于各委而直属于政务院的其他部门，如外交，民族、华侨、人事等部门的党组，则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
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属于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今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直接提请政务院批示或办理的事项，除例行事务外，凡属涉及方针、政策、计划的事项，均应限于中央已经讨论和决定了的问题，或是中央已经批准的计划或批准的原则范围之内的问题。政务院负责同志如发现此类事项仍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应即提向中央。至于纯属政府日常业务的工作，应仍按政府系统的办公手续处理。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为了更好地作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5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前述这些同志应就自己分工范围内，确定哪些事件应向中央报告请示，哪些事件应责成各部门负责进行，哪些事件应按政府系统报告请示，哪些事件可以自行处理，以及承办中央所交付的有关任务和有关工作。
四、今后应将政府各部门工作有计划地提请中央讨论，以便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目前政府各部门应即着手这一准备。为了能使中央及早地对政府各部门工作了解全貌，并对各部门今年的工作均能予以指示，而又不致稽延时间过久，决定第一期讨论计划，得按照政府各部门的性质分别合并提出讨论，在每次提出讨论中并应有一定的重点。第一期讨论计划暂定为11次或12次，计：政法工作两次，财经工作4次或5次，文教工作两次，外交工作1次，监察、人事工作1次，侨务、民族工作1次。此期讨论可从3月开始，以批准各该部门的工作计划或其工作方针为主。待全部讨论完了以后，再根据情况和需要，拟定以后的讨论方案。在每次讨论以前，政府各主管部门必须先作认真的准备，于讨论前的一定时间至少5天以前，向中央预先提出书面报告，并供给中央各同志以必要的参考资料。
3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1952年8月16日及9月3日（藏历水龙年7月14日）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团和参观团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办事处已正式成立，办事处的人员也努力工作。
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见毛泽东在1952年10月8日接见柳霞· 土登塔巴时的谈话——笔者注），想你已经知道了。
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
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
并祝健康!
毛泽东 1953年3月10日
3月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少的事，就是江西省政府有关方面开始寻找贺怡为之丧命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亲生儿子毛毛。在众多的史料中，刘晓农的《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一文的叙述比较详细，其过程是这样的：
在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委托他寻找1934年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一些党政军干部寄养在瑞金等地群众家里的子女。邵式平想起不久前居住在上海的贺子珍也曾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里，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他办公室来。邵式平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说：“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随后便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朱开铨回到省民政厅，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1953年1月初转业到了省民政厅。他接受了朱开铨交代的任务，立马来到了瑞金县。他在叶坪乡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便找到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询问。他们说：“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叫朱道来，已经被一个中年妇女领到南京去了。”回忆起接收朱道来的情形，夫妇二人说“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朱盛苔夫妇所说的将朱道来领到南京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她是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朱道来带到南京去。
王家珍问，朱月倩来接朱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被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
王家珍带着朱道来的照片回到瑞金后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情况作了汇报。朱开铨又报告给邵式平，邵式平将朱道来的照片送给贺子珍辨认，贺子珍看后说：“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呀！”邵式平马上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王家珍、黄月英经过一番周折，将朱道来带到了上海。
此时已经是6月中旬了。上海警备区空防司令员贺敏学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端祥了许久，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颤抖着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看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看了朱道来后，都觉得这孩子很像毛泽东！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见了朱道来，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
贺敏学为了防止出差错，提出带朱道来到医院体检验血。部队一家大医院化验的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相同。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3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周恩来、朱德、谢觉哉、董必武和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女，中组部干部处副处长）等都曾来招待所看望朱道来。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谁也没有想到，从南京赶过来的朱月倩在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坚持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周恩来将“南京妈妈”哭闹的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请他做出裁决。此前，朱道来的照片经周恩来转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仔细辨认后没有说肯定的意见，只是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此时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说：
“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这样，朱道来便被送到了帅孟奇老人家里，由她负责教养。
至于朱道来后来的情况，《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一文则语焉不详。据其它历史资料介绍，朱道来是在1953年9月间到清华大学附中插班读书，1957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1971年11月，朱道来被医生诊断为“癌症晚期”，因医治无效，于12月病逝于南京。
朱盛苔和黄月英的儿子朱运生曾印证说：“记得文革时期的一年，朱道来回到过朱坊村，后来在南京娶了妻子，名叫芦虹，第二年生有一女，名叫继英。后来贺敏学打来电报说道来病故。从此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而刘晓农则在《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结尾部分中说，“王家珍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这一说法，至今没有任何旁证。
再说3月14日，原第3野战军第21军军长吴泳湘，政委谢福林率第61师、第62师、第63师，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隶属第20兵团。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支入朝部队。
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他写道：
中南局，河南省委，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西藏工委：
一、收到张执一同志1月30日关于访问河南少数民族的报告，并听取了马杰同志的汇报，中央认为中南行政委员会这次派访问团到河南访问，收到效果很好，政治影响很大，基本上安定了河南回民的情绪。但所发现的问题很严重，望河南省委对这些问题根据中央的民族政策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处理，对大汉族主义思想应进行严肃的批评，并向干部和人民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处理经过和结果，须向中央提出报告。
二、河南民族关系如此不正常（除郑州等处），各省恐怕也有类似情形，故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负责同志，统战部及民族委员会（有民委的地方）的同志抽出时间一读张执一、马杰两同志的报告。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决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仿照中南的办法，派出像张执一和马杰这样懂得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压迫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例如，一年以前甘肃定西地委派人访问靖远县打拉池一个乡的回汉关系时所发现的问题，新疆在去年中央会议上和在全省党代表会议上所发现的问题，西康在最近省委会议上所发现的关于我们同志在凉山彝族工作中的问题，以及二三年来西北、西南、西藏、中南、华北、华东、东北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地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三、此件及两个附件请登党刊。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和人民。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