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你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啊！要努力学习啊。要多学一些自然科学，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你是学航空的，国家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将来，我们的国家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啊。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就靠你们年轻一代。”
话说1953年9月8日，毛泽东见到表兄文涧泉的来信，信中说他的岳家赵氏有一个亲戚要到北京读书，同时，他也想来北京及去上海等地一游。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涧泉兄：
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此复，顺祝康吉，并祝各戚友安好！
毛泽东 1953年9月8日
9月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
9月9日上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分小组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列席会议的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也说了一些客套的话，他说：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
他还举例说明“人人关心这一事业”，他说：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主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
下午大会发言，由各小组召集人交流各小组成员的意见。散会时，周恩来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
梁漱溟应道：“好！”
9月10日下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第2次发言。由于发言的人很多，梁漱溟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条子，说他不准备发言了，改由书面提出意见。散会后，周恩来对梁漱溟说：
“会期还要延长一天，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你可以在明天的会议上发言。”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说：
“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结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如何相应的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
他在发言中提出的“重点”问题“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他说：
“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
他还说：“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参加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列席了会议。到会的人员还不算多，只是个中型会议。在不大的礼堂里，前3排坐着参加会议的人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随行人员坐在第4排和第5排的位置上。汪东兴和叶子龙坐在4排的东侧，王鹤滨坐在他俩后面。这些位置行动方便，距离退场的门口也比较近。以前每次散会时，与会者都要让毛泽东先行，他的随行人员要便于退场。
彭德怀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其他与会者也发了言。
毛泽东在会议上即席讲话，作了总结。关于抗美援朝战争问题（参看《毛泽东选集》第5卷），他说：
“抗美援朝，经过3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持，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4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109万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1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40%，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门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3条，就产生了第4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3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1950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门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3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么我们就有了第4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毛泽东在他所拟的讲话提纲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接下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出现的一些不正确意见，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他说：
“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感到意外，同时也不服气。他认为毛泽东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于是在当晚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在会议上当面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一看，只见梁漱溟在信中写道：
“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个雅量。我发言时你不在场，希望你给个机会，让我将原来发言的内容复述一遍，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毛泽东看了信，当即约他晚上谈话。
是日晚，与会人员在怀仁堂观看京剧晚会。在开演前20分钟，毛泽东与梁漱溟开始谈话，梁漱溟扼要说明了他政协会上发言的内容，要求毛泽东解除误会。毛泽东说：
“你梁先生就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肯承认罢了，根本不存在误会。假若你梁先生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然见解糊涂，却是善意的，可以原谅。可是，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是不可原谅的。”
梁漱溟闻言，更不服气了，他在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9月14日、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继续开会。
15日的会议是由李富春作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报告。尔后，梁漱溟在会议上请求发言，毛泽东同意他在明天的会议上再讲。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怀仁堂约请工商界著名代表人物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他当天的记忆，追记了这场谈话的内容。现将其全文抄录如次：
毛泽东：3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3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3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下是饭后所谈的。）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什么波动？
（5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会同意的。）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31条，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90%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郭棣活：工商界从1950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家都会想得通。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很快解决。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指按“四马分肥”的分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笔者注。）如果提到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500亿办纱厂资本家能获利多少？
郭棣活：500亿可办1万纱锭，可赚50亿，（资本家）只能分得12亿5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
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500亿资金可以办一个2万5千锭的厂，应赚100亿左右。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定于市场。今年400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无穷。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3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安排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