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话说1953年11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再次召见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内容如下：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个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发展互助合作或者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这样一类的话。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那个时候，也确是有些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那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工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作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合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10%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80%至90%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7%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苦，也讲到农村散，就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7、8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7、8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批评薄一波就是批评他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2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呀。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还能不承认吗？还得承认它是合法的，它还是胜利了。

会上讲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但是也要估计到还会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据检查，现在有5%到10%的社减了产，办得不大好，这就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有20%甚至有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3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他们不办社会主义之事，他们做什么，办个体经济之事吗？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70%至80%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城市的蔬菜供应，主要是要搞计划供应。大城市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搞互助组，蔬菜的生产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32000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100万个，也许不止100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买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1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去了。明年3月26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11月5日，中央第3次农业合作会议根据毛泽东在10月15日和11月4日与陈伯达、廖鲁言的两次谈话精神，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1月11日上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华进行正式访问。毛泽东、周恩来特派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前往迎接。

金日成身材高大，微微发胖，他身着黑色呢子大衣，头戴黑色礼帽，乘坐专列由丹东入境，后经沈阳抵达天津。一路上，各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均到车站迎送。

11月12日12时，金日成的专列驶出天津站，于下午3时整驶入北京站。在站台上欢迎金日成的群众挥舞着鲜花、彩旗，迎接客人。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迎上前去，同金日成亲切握手。

11月13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会客厅里亲切会见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朝鲜民族是一个勇敢、刚毅的民族，朝鲜战争胜利的事实有力地向全世界证明，一个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民族是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战胜的。朝鲜人民的胜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金日成首相对3年来中国人民在朝鲜保卫祖国斗争中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真诚的感谢。他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敢打硬仗，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将载入朝鲜史册，千古流芳。

毛泽东和金日成还就朝鲜停战后的局势、朝鲜战后的重建和经济恢复工作及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

11月22日，周恩来、金日成就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方面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国政府决定：从朝鲜战争开始一直到1953年底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一律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从1954年至1957年，中国政府将再拨款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

11月23日，《中朝谈判公报》、《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在北京正式签订，周恩来、金日成庄重地代表本国政府在公报和协定上签了字。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和金日成紧紧握手，互致祝贺。

11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胡志明，他写道：

“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法国总理——笔者注）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到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1953年12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地质部长李四光。毛泽东问李四光：

“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究竟怎么样？我们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外国人说，中国贫油。如果天然石油不行的话，就要早一些下决心搞人工石油。”

李四光依据自己多年的研究，以乐观和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说：

“天然石油的前景大有可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在我国新华夏构造体系内，在东北的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包括渤海），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在江汉平原；在北部湾；在西边巴晋和硕，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降物’。它们虽然都是中新生代的陆相地层，但从沉积的情况看，都有生油、储油的条件。我不同意‘中国贫油论’。现在，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我们应该打开仅局限于西北一隅勘探石油的局面，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以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大的含油地区。”

毛泽东听李四光这么一说，高兴地笑了，当即做出了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会议讨论了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有关军事建设的重大问题。

会议决定继续第3次精简部队，把全军简编为350万人，在体制上重新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并形成八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领导体制，同时还将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内蒙古、新疆、西藏军区，后又组建福州军区，发展为13大军区），将军区体制由4级改为3级（即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到1954年6月，全军已精减47.2万余人，到年底基本完成计划。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关于修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两项决议的通知”，对刘少奇的提法提出纠正，通知中说：

中央在经过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审议以后，认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关于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应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党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彻底实现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中写道：

“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14）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

原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结果在提纲写出后几易其稿，他还是不太满意，看了第7稿才比较满意，便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和增补，并把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还写道：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关于过渡时期的开始时间，毛泽东觉得有解释的必要，于是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这样的说明文字：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而需要有两年至3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势。”

毛泽东还对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提法提出了批评，他写道：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背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又在提纲中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句话后面，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的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最后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有历史学家评论说：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化三改’，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2月13日，毛泽东给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静文同志：

10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之为盼！顺致敬意。

毛泽东 12月13日

徐悲鸿是在1953年9月26日全国第2次文代会上突发脑溢血而不幸逝世的。廖静文在整理徐悲鸿的遗物时，见到了徐悲鸿所画的一幅准备送给毛泽东的奔马。画面是用墨泼绘的骏马，它高高地昂着头，如疾风闪电般地向前飞奔。徐悲鸿在画面的右侧，用苍劲的字题写着：“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廖静文托人将这幅画送给了毛泽东。

田家英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走出毛泽东的住室，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找在那里读书的廖静文。毛泽东又把他叫了回去，嘱咐他说：

“要告诉廖静文同志，徐先生一生襟怀坦白，是个好人，我很敬重他。一定要把徐先生遗下的幼小儿女好好抚养成人，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