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
话说在1954年初，毛泽东对江青说：
“黄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于是，江青就把李银桥叫到办公室，指着沙发上的4套制服，说：
“银桥，这些衣服，主席不穿了，送你1套，马武义 1套，赵鹤桐1套，李家骥1套，4个内卫每人一套。”
李银桥“嗯”了一声，动手翻翻那几件衣服，问：
“还有孙勇怎么办？”
孙勇是负责外卫的副卫士长。江青“噢 了一声说：
“要不这样吧，你和孙勇一人两套吧。”
一听说分给孙勇两套，李银桥就多了个心眼，将那4件黄军衣打开挑选，他要挑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穿的那件衣服，他感觉那件衣服比另外3件特殊些。再说，那一件是美国的呢料，另3件是国产呢料；那件的袖子带了黑白条纹的里子，另3件袖口里没有条纹里子，这样一比较，从质量上讲也是开国大典穿的那件最好。于是，他选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穿过的制服，又从另外3件里选一件，一起抱回家里，剩下的2件就送给了孙勇。
李银桥没有毛泽东身材高大，穿上“军衣”肥肥大大的，就想把衣服改一改，遂与爱人韩桂馨商量。韩桂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可别瞎改呀。这要是在旧社会，那衣服就算皇帝登基的龙袍呢！”
李银桥说：
“现在不是新社会吗？主席一再说：‘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
于是，他就找裁缝将开国大典中最有意义的那件衣服按照自己身材裁剪了，改后的衣服穿上很合身，也很精神。可他没想到，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就毁在了自己的手里。
后来在1967年，天津历史博物馆找到李银桥收集历史文物，“请”走了那套衣服，给他做了一套新呢子衣服作为补偿。这时，李银桥才意识到那套衣服的珍贵，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寻找开国大典时毛泽东穿过的衣服，找到了李银桥。李银桥告诉来人：“被天津历史博物馆的同志收走了。”来人让他要回来，可天津历史博物馆坚决不同意。中央历史博物馆无奈，只好跟孙勇要来一套黄呢子军衣，摆入“毛主席纪念堂”，说明上写的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衣服。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过的那套“军衣”至今仍珍藏在天津历史博物馆。
再说在3月间，毛泽东再次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面。一开始，毛泽东否认外国传说他在杭州期间病重，将为高岗所取代。然后他讲述了批判高岗的原因。
尤金回忆说：“毛继续按照他谈到高岗时的思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党内党外都有什么不对劲。有一种地震正在发生的感觉，一会儿这里有震感，一会儿那里有震感，但就是说不出震中在哪里。去年6、7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有关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会议。然后自7月到12月，越来越明显感觉党内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见，在地下。在党内，这种震感特别强烈。12月24日以后，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后，许多问题澄清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震动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地震。”
毛泽东对尤金谈到，高岗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岗，他说：
“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
毛泽东在下面的谈话里，隐约指责了苏联。
尤金回忆说：“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因贝利亚事件飞赴莫斯科，回来后变得异常活跃。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从不对人谈到苏共决议中的两条极为重要的段落，即宣传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工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毛察觉到高岗与科瓦廖夫（苏联在华总顾问）之间建立了友谊。他问我，你是否看过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对我谈起过这封信。毛说他有这封信，可以给你看。在这封信里，高岗等于说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岗外，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高岗对科瓦廖夫说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为亲美，而其他人则是反苏。”
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1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黄炎培、程潜等共26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提交给宪法起草委员会。他说：
“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也可以大修改，还可以推翻另拟初稿。”
陈伯达受毛泽东委托，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宪法草案起草工作的说明。
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改，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作为草案公布。同时决定：除了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外，还要会同全国政协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将草案分发全国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进行讨论。
会议还决定，为了加强对宪法草案讨论修改的组织工作，以李维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以齐燕铭、田家英、屈武、胡愈之、孙起孟、许广平、辛志超为副秘书长，并由他们负责成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
随后，北京组织了500多人讨论。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共8000多人，进行了宪法草案大讨论。各界人士一致认为这个草案是好的。在这次大讨论中，还从各地征集到了5900多条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
3月31日，毛泽东给老友彭石麟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彭石麟，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他曾任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毛泽东在清溪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过他的资助。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石麟先生：
1954年3月9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此复，祈谅是幸。
毛泽东 1954年3月31日
1954年4月1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张闻天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他们此行是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做准备，要同苏联政府协商有关事项，以便在会议上统一步调。
4月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2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检查了各地对中央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指示的执行情况，着重研究了合作社大发展后如何巩固的问题。
4月上旬，毛泽东给班禅额尔德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1953年8月1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而努力，我很高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的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顺祝
健康！
毛泽东 1954年4月
4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华北财委党组《关于努力活跃初级市场、增进城乡物资交流的报告》，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兹将华北局批转的华北财委党组“关于努力活跃初级市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华北报告中所反映的农村初级市场物资交流陷于死滞的状态，其他省区也有不少地方发生了这种现象，尽管程度是不相同的，应该引起各地严重注意。
农村初级市场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和以后起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交易在农村初级市场中占的比重很大，农民是卖出粮食以后再买进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私商也不是单纯贩货下乡，而多半是贩货下乡又贩粮进城兼营多种买卖的，过去粮食在初级市场中确实居于枢纽的地位。统购统销以后，农民手中固然还有一小部分余粮可以出售，也还有调剂掉换粮食品种的需要，国家也应该委托合作社或设立在国家管理下的粮食市场允许农民在市场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但能上市的粮食比之过去是大大减少了。粮食基本上脱离了自由市场。这是农村初级市场的新的带根本性的变化。各级党委和商业合作部门，必须深刻研究这种新的变化，更注意从土特产品和手工业方面采取适合这种新情况的适当措施，以活跃初级市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华北财委党组报告中所提出的5项措施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4年4月12日
4月12日，毛泽东视察了官厅水库大坝工地。
官厅水库位于永定河上游延庆县与河北省怀来县交界处，海拔490米，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在中国水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永定河在历史上被称为“小黄河”，含沙量大，且河道多变，经常发生水患。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人民政府和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决定，在永定河上游修建官厅水库。1949年底，官厅水库工程处成立，1951年10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官厅水库建设工程正式开工。4万多水库建设大军，投入到了官厅水库的建设中。
4月12日上午9点，毛泽东乘专列前去视察刚刚竣工的官厅水库大坝主体工程。他登上拦河大坝，从52米高、290米长的大坝西头一直走到东头，认真详细地察看了溢洪道工程的施工现场，询问了水库的设计、施工等情况。他对官厅水库工程建设作了充分肯定，对水库建成后的巨大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又语重心长地告诉工程负责人员：
“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他教育大家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工作。到1954年5月间，官厅水库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胜利竣工。毛泽东接到喜报之后，欣然写下了“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的题词，表示祝贺。
再说周恩来、张闻天在苏联期间，为协商日内瓦会议的问题，与苏方多次会商，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政府草拟了具体方案，周恩来将要带着这一方案回国向中央汇报。
4月16日，苏联政府为了庆祝会谈顺利，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晚宴招待周恩来、张闻天。苏联人本来就喜欢饮高度白酒，这一天更是特别兴奋。赫鲁晓夫入席时不停地转动手腕上的表带，一会儿捋下来放桌上，一会儿又拿起来戴在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势。
赫鲁晓夫开始讲话了，很简短，他说了几句便开始端起酒杯敬酒。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法比的，赫鲁晓夫咕咚一声就干了杯，于是，其他的作陪者，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也一齐起身，高举着酒杯，咕咚咕咚干了杯。周恩来也随着主人干了杯。
酒场上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周恩来是主要客人，他不能不回敬主人。于是，他就讲了几句外交礼节上的辞令，端起酒杯回敬主人们。
这种外交宴会，主人和客人都是彼此敬酒多，不大注意吃菜，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已经不知道空了多少。周恩来、张闻天是客随主便，即便想吃一点儿菜，也不能那么随意了。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脸，鼻尖上渗着汗，嘟嘟噜噜说个不停。翻译出来的大致意思是：这次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分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周恩来则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晃着脑袋，重复着说：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话，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赫鲁晓夫终于明白了周恩来所说的胜利的含义，便大叫着“哈拉少，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恩来敬酒，干杯。周恩来没有马上干杯，他举着酒杯又说：
“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请同志们干杯！”
说完，他率先干了杯中酒。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马上相继向周恩来敬酒，与他干杯。此时，周恩来的脸色已经由红润慢慢转成了苍白。莫洛托夫也端着酒杯对周恩来说：
“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好合作，干杯！”
周恩来尽管脑子里已经有些混沌，错把莫洛托夫当成了斯大林，但他表面上风度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
“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干杯！”
宴会继续进行着，主人客人互相敬酒，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人也互相敬酒、干杯，还各自聊着感兴趣的话题。周恩来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说着热情友好的话，敬酒、干杯。此时，他的脚步已经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着，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突然弯下腰，呕吐了，甚至连站也站不住了。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也已经带了醉意，面对这种突然发生的状况，一下子愣住了，既想叫人，又想伸手扶周恩来，又发觉手中的杯子没地方放。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俩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外走。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喘息边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周恩来下意识地应酬着说：
“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解释说：
“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还是一个劲地道歉自责：
“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周恩来吐了几次，工作人员将他扶到车上，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他已经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工作人员扶起他喝了两口茶水，又扶着他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来了。医生检查了一遍，说：
“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映。现在不要打扰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就离开了。
4月17日8点左右，周恩来睁开了眼，他双手搓搓脸，坐了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
秘书递过去一杯温茶水，周恩来喝了一口漱漱口，又喝了一口。
“比昨天好多了。”说着，他下了床，又说：“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他轻轻地晃一下头，望着师哲，不无担心地问道：
“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
“你讲得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周恩来脸色苍白，竭力回忆着，眉头皱着，摇摇头。师哲安慰他说：
“你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说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周恩来问：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又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个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周恩来沉重地吁口气，仍然不放心地说：“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诉我。”
“没有，”师哲肯定地说：“确实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