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一起，审定了由陈伯达起草的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以及由廖鲁言负责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

9月4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福建省委1955年8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福建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一）新中农中间出现了富裕中农（即上中农），这些人中间除了若干政治觉悟较高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原来就不富裕，有些则因为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不正当地受了一些侵犯，这些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大体相似，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一般地感到兴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毛泽东同志报告的修正本中，对于中农只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两部分，未提中中农，以免分得过细，不易区别。现在所说的下中农实际上包括原来所说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中中农两个部分）；（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3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至于富裕中农中间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一些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办或者还不占优势的地方，不论是把他们拉进来，或者他们自己企图钻入合作社谋取领导地位（并非由于真正的政治觉悟），或者企图组织低级社如黑龙江双城县所发现的那样，对于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都很不利（个别公道能干政治觉悟高的富裕中农，当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此外，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还要明了几点。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我们区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或者派到农村指导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农村中的党团员，而把党团员混同于非党团员群众，这是不对的。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5%左右（例如一个2500左右人口的乡，应有这样的积极分子125人左右），我们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我们也不应当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清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

中央

毛泽东写完之后，将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嘱咐说：

“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

9月5日，毛泽东由北戴河返回北京。

9月5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关于在10月间召开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他在通知中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而且还明确要求：

“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之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之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后来，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知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9月7日正式发出。

9月6日，中共中央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9月6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这两个草案进行了两次修改。

9月7日，毛泽东将他在9月4日晚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所写的批语略加修改，作为中共中央《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党内指示，发往全国各地。

在夏末秋初的一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在中南海怀仁堂筹办全国第一届美展。毛泽东要亲自看一看美展。

那一天，钟灵去菊香书屋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钟灵，就高兴地说：

“噢，钟灵啊，是你在办这件事！”

毛泽东来到怀仁堂，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与大家交谈，在钟灵和美协领导蔡若虹、王朝闻、张谔等人陪同下，漫步于美展展厅。他逐幅观赏，十分仔细，指着一幅木刻问：

“木刻就是版画吧？”

旁边的王朝闻说：

“木刻只是版画的一种。”

王朝闻给毛泽东讲了版画的种类。毛泽东认真听着，时不时地点点头。

参观结束了，众人在送毛泽东上车时，毛泽东邀请蔡若虹、王朝闻、钟灵、张谔说：

“我请你们几位去当当参谋。”

不等众人表态，工作人员就把他们请上了车，直驶勤政殿而去。进了勤政殿西门，只见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人都在这里。毛泽东对贺龙等人说：

“我请来了几位美术家，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原来，人民解放军即将实行军衔制，今天是军委领导在这里审定军服的式样。毛泽东请钟灵等人来，是让他们以美术家的眼光审视一下军服。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来到军服陈列厅，边看边议。贺龙指着北洋军阀的服装说：

“这种服装太难看，不能仿照。”

众人来到新式军服展柜前，彭德怀说：

“样子嘛，是见过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威武之师的气派！”

一位领导指着新式军服的军官肩章说：

“这肩章倒是挺漂亮的，但是戴上它就不好参加劳动了，一挑担子，一背筐不就压坏了。”

贺龙说：

“你就不能脱下军服再劳动吗？”

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军衔办公室负责人李平将毛泽东引领到身穿大元帅服的模特前。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打量着“大元帅”。李平说：

“主席，这是大元帅服。”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诙谐地说：

“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他指着其它新式军服问钟灵等人：

“以你们美术家的眼光看这军服式样如何？”

钟灵等人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对众人说：

“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样式好看、统一、正规，又要节约。”

就这样，实行军衔制的新式服装算是审定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制定的初步方案，以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在元帅之列，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在大将之列。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和副部长赖传珠随着彭德怀、罗荣桓（总干部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来向毛泽东汇报授衔授勋工作。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

“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要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指着周恩来、刘少奇说：

“总理和少奇同志，你们在部队搞过，也是元帅。”

刘少奇见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意见，就说：

“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

“你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连忙摆手说：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人说：

“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还要不要评啊？”

邓子恢等人也都说：

“不要评了。”

在讨论元帅问题提到粟裕时，毛泽东说：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帅军衔。战功、资历、品德、才干、威望，粟裕都够当元帅。解放战争时期，谁不知道华东战场的粟裕，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

刘少奇说：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领导的苏中根据地和1师，在新四军中打的仗最多，消灭的敌人最多。”

朱德说：

“解放战争5年的任务3年提前完成，粟裕的功劳很大啊！他指挥打的大仗最多，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最多，给军委提出的好建议最多。”

有人提出异议说，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是华东解放军副司令。毛泽东马上纠正说：

“粟裕两让司令，品德高尚，全军有名。1948年中央已经决定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再三请求中央把陈毅留在华野，实在不成，最后提出陈毅在华野的职务保留。中央只好同意。他当了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实际做的工作，担的责任与司令员兼政委没有两样。”

周恩来说：

“可是粟裕已经提出请求辞帅，态度很诚恳。他说，我党我军许多老前辈在，他们资历更老，威望更高，贡献更大，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有利于全党全军团结。”

毛泽东一听此话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说：

“两让司令，再辞元帅，粟裕高风亮节！”

周恩来建议说：

“粟裕不当元帅，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依然在激动着，他说：

“而且是第一大将！”

会议最后决定：授10位元帅，10位大将。粟裕居大将之首。

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接连3次提出要求降低军衔的申请书，军委一致意见不予批准。许光达在申请书中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锤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4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3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其他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地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举着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说：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走到窗下，双手推开两扇窗户，说道：

“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后来在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制时，许光达坚持把自己应定的行政4级降为行政5级。

这个时期让衔的还有董其武，当他得知要给他受上将衔，就找到杨成武说：“杨司令，你是有功，我是有罪；你当上将，我不能当上将。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转递一下，无论如何我不能当上将。”杨成武将董其武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成武啊，你告诉董其武两句话：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无所谓。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杨成武向董其武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董其武痴痴地望着杨成武，嘴角抽动着，泪水像小河一样往下淌，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杨成武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见到了傅作义，他问：“傅先生，昨天董其武先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傅作义激动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也只有两句话：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董其武昨天晚上在我那里折腾了一夜，又哭又笑，反复讲的就是这两句话。”

关于中将问题，毛泽东看了初步方案，说：

“中将定得多了，年轻的同志以后还有机会。”

总干部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调整，把卢仁灿的名字从拟定的中将部分移到少将里面。卢仁灿没有任何怨言。有人为自己的军衔找过领导，甚至上书中央，也有人替卢仁灿打抱不平，说在海军的将军里论起来，卢仁灿的年龄的确算年轻，但是，他的资历不浅、能力不低。

按照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应当授予上将军衔，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提出自己是主抓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求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都坚持把自己降为中将。在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总干部部根据皮定均的资历和历史职务，在初步方案中把他定为少将军衔。毛泽东一直记着皮定均在解放战争中，率领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孤军千里突围的赫赫战功，他在审批时，大笔一挥，在皮定均的名字下面写了6个字：“皮有功，少晋中。”

孙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升高官、要厚禄。”

军委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还是决定授予他中将军衔。

此一时期，与让衔的领导人相反，在一些人眼里，授衔就如同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排座次一样重要，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毛泽东听说了这些情况，很不高兴地说：

“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可以不要，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要闹，有什么意思？哪像共产党！”

朱德笑笑说：

“肩上少了一颗豆，脸上不光彩，回家没法向老婆说呀。”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粟裕两让司令再辞帅，高风可嘉！”

欲知授衔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本传从抗日战争初期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先后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高级负责人多次要求军队授衔的整个过程。到1955年9月间，他们的要求总算有了结果，只待日后宣布、换装、分等级了。

当兵吃粮，论功授衔，光宗耀祖，这是中国军人几千年的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人也不例外。从北伐时期的革命军，到后来的工农革命军，再到红军，一直到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经历了数十年的各类战争，那些领导者们终于从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坐上了自己的江山。如今按功分等级，论资加军衔，本也无可厚非，何况苏联老大哥早就这样做了。毛泽东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尽管他创建这支军队的初衷是要指挥员和战斗员一律平等，几十年来在军中禁忌使用“官”这个词，更不要说“划分等级”了。可是现在毕竟是江山稳固了，经济复苏了，面对着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功臣们的请求，已经没有任何托辞了。他的“猴气”不得不再一次表现出来，那就论资排辈分等级吧。毛泽东认为，目前的革命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更艰巨。因此，妥协是必要的，也是暂时的。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的“虎气”还会占上风的。诸君如若不信，那就请看他后来是如何命令将军轮流下连队当兵、进而取消军衔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