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对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当前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必须注意以阶级斗争的活人活事来教育青年，逐步培养青年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成为对敌人的无限憎恨、对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无限忠诚和热爱的战士。”

话说在1955年9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河北省委9月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河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安徽省委早几年就注意这个问题了，只是在最近的合作化报告上没有写上这一部分）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中央 1955年9月10日

9月11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继续审阅修改后的决议草案，一直到12日清晨4时才审阅完毕。他接着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在12日将决议草案看完，尔后由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等人，并同时派飞机分送各省市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要求他们在月底来京参加七届六中全会时把修改意见带来。

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9省粮食会议的汇报。

9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

9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

此时的北戴河，秋风中已带有几丝寒意，但毛泽东游泳的兴致依然很高，他每天都要下海，风雨无阻。

有一天，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海面上被狂风卷起的巨浪有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坚持下海游了10分钟。

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工作的总结报告》写了一个给各地党委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转军事系统：

兹将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工作的总结报告》转发你们。在党委的领导下，青年团组织协同有关方面所进行的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宣传教育工作是有成绩的，它不仅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对青年的侵蚀方面起了显著作用，而且通过这一工作打击了社会上勾引青年犯罪的资本主义势力及其他腐朽势力，引起了社会上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对于教育青年的重视，推动了青年团组织注意改进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所有这些，都为今后经常地、有系统地结合各项实际斗争来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创造了有利条件。

必须充分认识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青年工作的重要性。敌对阶级及反革命分子和我们争夺青年的斗争，无论城市或农村都是十分剧烈的。同时，青年队伍本身也是复杂的，有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青年，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曾受过国民党的教育，并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阶级斗争在青年中间也必然会得到尖锐的反映。因此，对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当前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必须注意以阶级斗争的活人活事来教育青年，逐步培养青年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成为对敌人的无限憎恨、对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无限忠诚和热爱的战士。

青年团组织应在巩固和发扬这次道德教育成果的基础上，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和青年群众的联系，从各方面改善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特别是进一步开展各项有益于培养教育青年的实际活动。

附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原报告。

（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9月16日

9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写好了一篇序言，即序言一（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18年，即恢复时期的3年，加上3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例如，1952年冬季有一个发展，1953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1954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1955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地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作《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120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1955年1月至8月的，一小部分是1954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毛泽东 1955年9月25日

这一天，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到北京。

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9月20日的检讨报告上写了5个批语，摘要如下：

一、刘、周、陈、朱、彭真、小平、伯达、鲁言即阅，退邓子恢同志。

毛泽东 9月26日

请各同志即阅，子恢催要此件。

二、三（略）四、为什么老是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他。

五、这样讲不真实。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8月1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所以不是什么“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不是“不善于抓住任何一种微小的分歧意见”的问题，而是中央同志对你们的严重的批评，书记处和政治局对你们提议的否决，都不愿意接受，何况你们部内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对你们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会理睬这些小人物吗？这是同全国农村中大量的普遍的积极因素不能影响你们，你们只愿意接受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影响这一点直接地联系着的。这一点，在第3条内你们已承认了。这是应当好好地想一想的：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而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时决定授予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里和将被授予元帅衔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正在海阔天空地谈笑风生，只有林彪一个人郁郁寡欢、一言不发，蜷曲在柔软的沙发上。毛泽东走近他身旁，关切地问他的身体如何？林彪说：身体很差，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见风感冒，见水拉稀。

后来，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及中华医学学会会长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和会诊。会诊前，林彪让叶群出面，暗示傅连暲为林彪开一张生病的证明。傅连暲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会诊后说林彪无大病，应该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他还关切地劝林彪，一定要戒掉用吗啡的习惯；要治病，有别的办法，吸毒是万万要不得的。林彪由此对傅连暲忌恨在心。

傅连暲如实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在林彪身上没有发现重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毛泽东得知林彪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一时沉吟不语。他为了鼓励林彪，曾特意抄录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赠给林彪，希望他振奋精神，有所作为。

且说在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

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

彭真又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被授予勋章的人员共千余人，仅宣布命令就用了30分钟。

毛泽东为10大元帅授衔后，又亲自为在京的将官们授勋，授予傅作义、董其武、陶峙岳等人一级解放勋章。董其武心中极不平静，连声说：

“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

毛泽东手捧一级解放勋章走到少将李贞面前时，李贞想跟毛泽东说几句话，却激动得说不出来。周恩来赶紧说：

“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