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的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

话说1955年10月13日，毛泽东为征求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3次修正稿意见，给在京的10位中央政治局委员、8位副秘书长和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写信，要求他们“收到后，即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及时返回。关于第3次修正稿，他在信中写道：

“修改之处，主要是将原来的第2第3两节，合并为第2节；增加了解释工农联盟问题的第9节；在第2节中将落后乡除外一句改为一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3节中将河北省的例子删去一部分；在第5节中，在谈社员成份问题的第1第2行和谈地主富农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几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将第10节中谈地富入社的那几句删去；在第10节和第11节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3节的第2行、第4节的第2行和第13行，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在第8节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还加了要有及时的批评一点。”

10月15日下午5时，毛泽东会见了由上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他在谈话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热烈的欢迎你们，我们都属于同一人种。”

翻译刘德有听不大懂湖南话，慌乱中把“人种”翻译成了“民族”。周恩来马上予以纠正，说：

“不是‘民族’，而是‘人种’。”

廖承志看到刘德有更加紧张起来，立即坐到毛泽东身旁，微笑着说：

“我来，我来！”

毛泽东对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说：

“热烈的欢迎你们。我们都属于有色人种。有色人种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有色。有些人喜欢有色金属而不喜欢有色人种。据我看，有色人种相当像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是贵重的金属，有色人种至少与白色人种同等重要。有色人种同白色人种一样都是人，都是第一类，不是第二类。第二类是动物，不是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都是平等的。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你们现在有很多地方比我们高明，你们是工业化的国家，而我们现在还是农业国，我们正在努力。”

接着，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从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说起：

“客人来看主人，是客人看得起主人，做主人的应该感谢客人。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以后我们要多来往，世界上没有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那就不好了。互相有好处，互相有帮助，互相感谢。”

毛泽东看有些日本议员仍然有紧张情绪，就幽默地予以解释说：

“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紧张的，你们感觉怎么样？也许你们没有来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是共产党国家，而共产党这个事情，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也许脑子里面会有一些紧张。中国对你们是不是有礼貌？是不是欢迎你们？是不是对你们提出许多责难？我想，也许你们没有来的时候是这样想的。”

日本议员联系到十几天来的访华情况，觉得毛泽东所说丝毫不差，一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毛泽东又说：

“我们对你们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不要那么紧张，紧张了不好过日子，还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好。再说，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过去的老账并不妨害我们，今天的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

日本议员很爱听毛泽东这些话，觉得毛泽东的确不像蒋介石与美国人宣传得那么青面獠牙，狰狞可怖。他们又当场直接提出释放日本战犯问题，毛泽东极其明确地回答说：

“战犯问题提得早了一点，把正常的外交关系恢复了，就尽可能争取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这道理很简单，我们并不需要扣留这批战犯。扣留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你们现在难以承认我们，我们是谅解的，我们不会责备你们。我们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地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如果暂时不能承认我们，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

毛泽东还说：

“美国说我们是殖民主义，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中国没有抢夺各国市场，而是美国人在抢夺各国市场；第二，不是中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中国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中国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

“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坏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它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3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15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的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讲完了，他请大家提意见。章乃器发言说：

“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说：

“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说：

“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

黄长水插话说：

“还有下一代。”

章乃器接着说：

“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说：

“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说：

“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说：

“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说：

“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说：

“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都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黄长水接着说：

“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5000多人，每周3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10000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说：

“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说：

“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

“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说：

“‘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说：

“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说：

“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

此时，吃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共进晚餐。晚餐后又继续座谈。毛泽东说：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做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10月28日上午，毛泽东在给彭真、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彭真、邓小平同志：

明日下午4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300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毛泽东 10月28日上午8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