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话说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
2月14日下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一直到4月24日才结束。在那繁忙的43个日日夜夜里，国务院34个部委的负责人和国家计委的负责人鱼贯而入，到中南海颐年堂向他做了详细报告。此一时期，毛泽东为了听汇报，不得不改变他长期形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用他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四五个小时才结束。周恩来除了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都要参加。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各部都事先把汇报内容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取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毛泽东第一个听取的是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3办公室的汇报。他首先说道：
“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当第3办公室的负责人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说：
“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是日晚，毛泽东给远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胜 1956年2月14日
2月15日上午，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关于一长制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8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月15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首次来华访问的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深深地弯下腰，双手合十，向毛泽东致意。毛泽东以其特有的幽默方式，表达了他的欢迎之情，他微笑着说：
“我是人民的儿子，是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西哈努克。他向西哈努克讲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强调说，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他还说：
“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
毛泽东又说：
“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
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他在插话中再一次批评了一长制，他说：
“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也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关于好大喜功，毛泽东说：
“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2月17日，毛泽东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将全部由自己生产时，就断然说道：
“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
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
“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他又说：
“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1953年各部还没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1953、54、55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3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3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计划，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说：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有关部门派出医务人员，赴疫区为广大患者实行免费治疗。
后来，毛泽东还亲自到广东、上海、安徽等地视察，接见从事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他号召说：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2月18日晚，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中南海勤政殿，郑重地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马里特的赠勋证书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又把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佩戴在胸前。
赠勋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联合声明。毛泽东为西哈努克举行宴会，庆祝他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委员会负责人的汇报。万里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紧张。毛泽东为了缓和气氛，就问他是哪里人？万里说是山东人。毛泽东又问他：
“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
万里说没有看过。毛泽东说：
“《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他的话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2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1956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说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是唯物主义者。中宣部在报告中说，这种议论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一谈。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给刘少奇等人的批示中写道：
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阅，退定一办。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2月19日
2月20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1日，毛泽东听取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负责人汇报。万里问毛泽东：
“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毛泽东说：
“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1000万人，上海也是1000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月22日，毛泽东听取二机部负责人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
2月24日，毛泽东在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上对刘少奇、彭真写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2月6日，梁思成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他托周恩来向毛泽东转呈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最敬爱的毛主席：几年来，我是您一个最坏的学生。我脱离了您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为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长期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却正在为自己祝贺，因为在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彭真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我终于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一个多月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是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能陪同您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在感情的推击下写了这封信，向您表达我心底深处最大的愿望和奋斗的最高目标……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
毛泽东看罢梁思成的信，甚是欣慰，他在给刘少奇、彭真的批示中写道：
刘、彭真阅，交北京市委酌处。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
毛泽东 2月24日
此后，梁思成入党的事长期没有下文，其原因是清华大学很多党员不赞成他入党，说他犯过大屋顶的错误。一直到1959年1月，梁思成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我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开始了。”
再说在2月24日夜晚至25日凌晨，即苏共二十大结束的前夜，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各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向苏共二十大与会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还说：
“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
此前，在二十大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手。可是在转眼之间，还是这个赫鲁晓夫，一反过去的态度，只讲斯大林的错误，不讲斯大林的功绩，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身上。
2月25日，苏共中央在二十大结束后，派人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宣读了一遍赫鲁晓夫的报告，而后把原文拿走了。朱德、邓小平等立即把这个秘密报告的大致内容发回北京。毛泽东获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息，气愤地说：
“一个十月革命时期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有什么资格评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呢？在这个赫鲁晓夫面前，我还得给他摆摆老资格！”
2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重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展速度问题，他说：
“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周恩来插话说：
“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
毛泽东接着说：
“加上他们揭盖子（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笔者注）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
周恩来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说：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2月26日，毛泽东在勤政殿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去年9月份曾带团到苏联考察学习的副部长康世恩的汇报。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李聚奎刚到石油工业部任职不久，这次汇报主要由康世恩讲。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康世恩。毛泽东问康世恩是哪里人？又问了他的经历。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开始汇报，照着提纲念了一段。毛泽东打断他说：
“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你讲讲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
康世恩回答说：
“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古生物标本，这是主要标志。”
毛泽东问：
“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呢？”
康世恩回答说：
“这是按照世界某一个代表性的地点和剖面来划分和命名的，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侏罗纪来自欧洲的侏罗山，震旦纪来自我国的南口。”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道：
“石油是怎样生成的？”
康世恩就讲了世界上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有机生成说，一是无机生成说。毛泽东问：
“你赞成哪一种学说？”
康世恩回答说：
“我赞成有机生成学说。”
毛泽东接着问：
“有机物为什么又会变成石油呢？”
康世恩讲了石油生成的环境、温度和压力等，说是要经历几百万、上千万年，逐步演化才能生成石油和天然气。毛泽东又问：
“是否有油的地方都有气？有气的地方是否一定有油？”
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问：
“怎么找油呢？什么叫构造？”
康世恩拿着纸边说边画，说明了各种储油构造。毛泽东问：
“原油出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来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号头？汽油的分子式是什么？”
康世恩汇报了炼油的原理和过程，还把汽油、煤油、柴油的分子式一一写了出来。毛泽东很认真地看了。康世恩讲了柴油由于含蜡多少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寒带用油要低凝固点，不然就冻结了。毛泽东说：
“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
接着他又问中国怎么找石油？康世恩着重汇报了西北地区石油勘探情况。毛泽东说：
“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
康世恩汇报说：
“我国石油工业还很落后，今年天然石油年产量才42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资金也很紧张，一年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投资才2亿多元；新疆、玉门等地都是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
毛泽东感慨地说：
“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康世恩汇报说，苏联老巴库油田有几十个油层重叠在一起。毛泽东说：
“这是架起来的楼房啊，比单层油田更好，开起来更省钱。你们也要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
康世恩汇报说，找油要经历从普查、详探到开发3个阶段，我国才开始第一阶段的普查。毛泽东说：
“在有希望的地方，你们要给每个县发一台钻机，让他们到处凿一凿。这对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石油勘探有着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