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话说1956年3月17日晚饭后，吴冷西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沿着华灯初放的西长安街东驶，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在丰泽园下车，来到颐年堂，列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吴冷西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已经坐在了西边小厅里。这几个人也都是来列席会议的。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也陆续到了。

晚8时左右，毛泽东来到了颐年堂，他坐下后问吴冷西：

“赫鲁晓夫报告全文已发给哪些同志？”

吴冷西说：

“发给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毛泽东就得到了朱德、邓小平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汇报，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但是，毛泽东所了解的只是一个大致内容，并没有文字根据，所以一直无法深入研究。直到3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中共中央才得到了文字依据。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着手翻译，尔后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分送给中央负责人阅读研究。

再说毛泽东环视了一下与会者，问道：

“大家看了没有？”

好几个人都说没有看完。毛泽东也说：

“我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大家有什么看法？”

邓小平说：

“我们当时在苏联，只是听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让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它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我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此事关系重大，需要向中央报告。’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邓小平说完了，其他人也议论纷纷，有人说：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评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引起了严重混乱。有人说：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的。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议论，就说：

“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的意见。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1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后，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2篇社论中，我们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6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二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8日凌晨1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讨论到凌晨两点。

3月18日，毛泽东听取气象局负责人的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从3月19日到2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5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除了17日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胡乔木和吴冷西以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邓拓、胡绳。与会者就赫鲁晓夫的报告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最后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谈到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说：

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共产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1949年底我访苏期间，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他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泽东总结了4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100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4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毛泽东提议说：

“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

政治局全体委员，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最后说：

“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做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最好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这篇文章由陈伯达执笔，由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

3月25日，毛泽东在怀仁堂观看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剧间休息时，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来到休息室里喝茶。卫立煌夫妇与统战部长徐冰本来也准备到休息室喝茶，可卫立煌在门口看见毛泽东已在里面，就有点犹豫了。此时，毛泽东也看见了卫立煌，他便站起身来同卫立煌打招呼，并请他抽烟。刘少奇也马上凑过来同卫立煌握手寒暄。

3月26日、27日，毛泽东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负责人的汇报。

3月29日，陈伯达将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文章写出初稿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与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一起，又经过两次讨论、修改后，于4月1日呈送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1956年4月1日晚10时50分，毛泽东约陈伯达一起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问题，一直到4月2日凌晨2时才结束。

4月2日凌晨4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稿，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2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3日上午看一遍，3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4日上午修改完毕。4日下午打成第2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5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4月2日下午，阳光明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张启龙，同邓辰西、邓飞一起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刘少奇、彭真、李先念、马明方等人也在座。张启龙汇报说：

“供销社对野生植物、小土产的收购，比较重视，例如：红根、笋子、板栗、苍耳子等等，这有几样好处，可以搞活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有的土特产还能出口销售国外，很受欢迎，为国家换取外汇。”

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他说：

“对红根、苍耳、笋子这类土特产要多收购。多收，农民就可以多种，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苍耳子出油率和大豆差不多。现在大豆不够，听说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不易。种大豆的地可种粮食。收购苍耳子要当成收购大豆一样，苍耳子2斤等于大豆1斤，供销社要设一科学研究机构，研究这些东西。你们这么大的单位，应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学院。”

张启龙说：

“现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化肥对农作物的增产增收起了很大作用，很受农民欢迎。但国家生产的化肥产量有限，即使从国外进口一些，也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我们设想组织地方制造杂肥、细菌肥。今年计划搞2200万吨杂肥，满足农民的需要。”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应该这么做，过去注意搞大的，国家也只生产50万吨化肥，而2200万吨杂肥等于多少个工厂的生产啊！你们可以大量制造。如果不搞，河泥、塘泥都要被挖光，墙也不能年年拆吧！”

张启龙说：

“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农村生产形势很好，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零售额逐年增加，但生活资料零售额却有下降的趋势，各地供销社反映消费品不好卖。”

毛泽东说：

“生产资料增多，难怪生活资料卖不出去。生产资料销售量还要增加，这是合理的。因为要搞生产，要勤俭办社。只要在生产上打下了基础，两年以后，生活资料销量就可能多些。现在被生产的气氛压倒，这是暂时的，将来消费资料还是有前途的。”

李先念插话说：

“现在没有人敢去信用社存款，不敢买酒、烟、百货等用品。”

毛泽东说：

“等二三年吧，中国富农占4%，保守的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又是那样多。酒还要喝，我有个朋友来北京，临走时，我还送他2瓶酒。花钱可以合法，要发一个指示，不影响生产，可以自由用钱，不要限制。”

张启龙说：

“经营小商品赚钱不多，又很麻烦，过去供销社不经营，农民群众反映强烈，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考虑，供销社应经营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商品。”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过去不经营？是否有唯利是图？”

李先念说：

“过去商业部门对小商品注意不够。”

张启龙说：

“过去这些商品私商经营，如果我们经营，把他们挤垮了，无法安排。”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吐了一口气，沉思了一下，说：

“农村这个市场海阔天空，供销社应从方便农民群众生活出发，把小商品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

张启龙说：

“供销社现在这种按行政区域进货的做法，不符合商品经济规律，也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坚决改变。供销社在经营上要扩大‘直达运输’业务。”

毛泽东说：

“‘直达运输’就是不机械地按行政区划进货。这种做法，我同意。过去商人没有什么行政区划，沙市附近的可以从汉口进货，不一定非到长沙进货，江西邻近浙江的可以到浙江进货。按行政区划进货是共产党的倒退，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目无行政。要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先发个指示，写清楚，要达到什么目的，由先念同志负责。”

张启龙说：

“总社的领导一致认为，为了搞好工作，必须深入实际，多下基层，加强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挥手，说：

“很好，这样做，就有办法了。”

4月3日，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大家对陈伯达执笔撰写的对苏评论文章充分讨论修改。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文章。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泽东。

4月4日，毛泽东在文章中作了多处修改。

4月4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他解释了对稿子的修改，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与会者又提出了一些属于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伯达等人边听意见边修改。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又说了一番话，他说：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2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1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了修改后的文章，又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毛泽东鉴于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便决定先由新华社在当晚播发这篇文章，4月5日再由《人民日报》等全文刊发。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经毛泽东先后7次作了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末尾的一大段文字便是毛泽东的手笔：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100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39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这篇文章最终不是用社论的形式，而且署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目。

4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了粮食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8日，毛泽东听取了农产品采购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9日到11日，毛泽东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至此，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全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