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等人，接见出席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此前，朱学范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说，会议在5天中，交流了130多种先进经验，还请苏联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团长索罗金、莫斯科市内电话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马克西莫娃、莫斯科市中央电报局报务员克利马诺娃介绍先进经验。毛泽东说：
“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广中国自己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都是必要的。对外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对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你这个邮电部的职工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不少，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依靠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你这个邮电部长就可以睡得着觉了。”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中直俱乐部第2次观看浙江昆剧团演出的《十五贯》。
4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8日才结束。
毛泽东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地说：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10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提出这10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说：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谈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彭德怀插话说：
“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
毛泽东说：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说：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3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谈到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他说：
“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的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它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在谈到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的教训时，他说：
“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那样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的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关于“是非关系”，毛泽东说：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
“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1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9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这10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7日，陆定一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言中，提起了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他说：
“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
毛泽东问道：
“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
陆定一说：
“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毛泽东问：
“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
陆定一说：
“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
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
陆定一说：
“不是，没有给。”
毛泽东说：
“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在继续发言中还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
毛泽东说：
“《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周恩来问：
“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
陆定一说：
“我看过，很好。”
毛泽东说：
“《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县令过于执，凭熊友兰所有的15贯钱判定其为杀人凶手。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其中有冤情，重审此案，拿获了真凶。过于执，就成了中国戏剧中官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笔者注），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总结讲话。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5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4月28日这一天，国务院审查了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递交的《关于在人民警察中实行警衔制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草案）》。
国务院第38次全体会议通过后，由周恩来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审议。
随后，罗瑞卿前往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谈到了准备实行警衔制一事。毛泽东说：
“你们警察也要挂牌牌了？肩上扛了牌牌，还怎么帮老百姓挑水、担粮食呀？”
他还对贺龙说：
“我看见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罗瑞卿见毛泽东如此说，立即返回公安部召开党组会，会议决定主动撤回警衔制议案。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修改社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他写的是：
“百家争鸣是说诸子百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他在谈话中说：
“我很高兴见到同志们。跟同志们见面是不容易的，南北美洲同中国相距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再加上美国的人为的障碍。目前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建交，特别是同南北美洲的国家，商务和文化的往来也少。但是，我们相信外交关系是可以逐步建立的。”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出来。美国是不放心中南美洲的，怕你们起来造反。美国到处有火药库，亚洲是一个，欧洲是一个，非洲是一个，你们中南美洲也是一个。”
4月底，程思远应邀来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他。饭后，周恩来在谈话中说：
“请你转告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我们的方针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这样一句古话：‘和为贵’。”
周恩来还说：
“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后来，程思远一回到香港就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把周恩来的话转告给他。
1956年5月1日上午，应邀来华访问的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参加了“五一”劳动节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宫崎龙介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宫崎龙介的手说：
“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给滔天先生写过一封信。”
宫崎龙介听了毛泽东的话，既兴奋又不知如何应对。他心想，怎么没有听父亲说过此事呢，既然毛泽东这样说了，肯定确有其事。
读者诸君可能还记得，宫崎龙介的父亲就是本传在第一卷中所提到过的宫崎寅藏，其人自号白浪滔天，也就是毛泽东这一次所说的“滔天先生”。毛泽东所说的信，是指他在1917年3月和萧三即萧植蕃写给“白浪滔天”的联名信。其内容已在第一卷中，恕不赘述。
宫崎龙介回到日本后，立即在父亲的遗物中寻找那封信，终于在一箱书信堆里找出了毛泽东那封用毛笔书写的手迹。1967年7月3日，这件毛泽东早年的手迹首次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原迹至今保存在日本。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再次讲了《论十大关系》，他还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人民日报》在1956年4月5日发表的经毛泽东作了7次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了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同时也认真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写这篇文章，毛泽东事先曾经强调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这是一个极其冷静、极其慎重地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斗争的原则和策略。《经验》一文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和策略而撰写出来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之力作，一经发表，其影响即远播海内外。赫鲁晓夫一帮浑人焉知其中之奥妙，苏共机关报《真理报》竟然也全文予以转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