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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

话说1956年5月3日早晨,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

毛泽东此次出行,是在4月25日提出的,并且坚持要乘坐由本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据此在4月30日向驻京专机飞行团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由胡萍亲自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昆尚,机械师为舒执章。专机选定飞行团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较好的8205号飞机。因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的飞机出行,所以中央对于这次飞行特别重视,8205号飞机经过了仔细的维护和试飞。

这天上午,毛泽东乘坐8205号专机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休息。下午2时30分,专机又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安全到达目的地。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先后接见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领导人,主持召开了华东地区书记会议,又视察了广东水产馆和广州造纸厂,对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确立的“双百”方针的基本精神,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中有独立思想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自由。

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局负责人陶铸等陪同下,来到蛇口(即后来的深圳)视察。在陶铸汇报到港澳华侨投资问题时,毛泽东说:

要有更积极的政策,港澳华侨拿外汇来外汇走,这是合理的,这对我们并无所损,就是作为存款性质吧,在一定期限内,例如一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往。但有一条,钱怎么用他们不要去管,由国家计划使用。股息多少,股息给不给外汇,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忌,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

5月29日傍晚,毛泽东在广州珠江乘坐小船溯流而上。小船绕过狭窄的河道,江面顿时开阔了。从附近几只小渔船上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肤色黝黑的渔民们挥手致意,尔后纵身跃进珠江。他搏击着江水,忘情地高声呼喊:

“我自由了!”

他的保健大夫非常着急,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围着毛泽东悠闲地漂流着。

后来,毛泽东在海边散步时,又突发奇想,要马上去武汉游长江。同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立刻回去安排准备工作。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游泳不要告诉他们。”

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罗瑞卿等人。卫士长李银桥感觉事情重大,就立即报告了罗瑞卿。罗瑞卿马上来劝毛泽东,他说:

“长江水情复杂,有危险,不要去游吧。”

罗瑞卿还说:

“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负起责任。您去游长江,我负不起责任。”

毛泽东只要到外地视察,或在公开场合露面,总是由罗瑞卿亲自护驾,不离左右,衣食住行,工作、休息、会客,都由罗瑞卿亲自安排。为了陪毛泽东在大江大海中游泳,罗瑞卿到了50岁,坚持学会了游泳。许多高级领导人都说“罗瑞卿是毛主席最好的警卫员。”

毛泽东见罗瑞卿不赞成他游长江,满脸不高兴,说道:

“你这个大警卫去‘警’国民党好了,不要‘禁’长江。”

罗瑞卿也倔得很,坚持说:

“主席,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情,游长江这么大的事情要经过组织研究,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

毛泽东一听,怒火中烧,训斥罗瑞卿说:

“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瑞卿连忙解释说:

“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

毛泽东冷笑一声,说:

“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飞机可能扔炸弹呢,房子还有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劝不住毛泽东,就退了出去。他知道,只要自己不点头,毛泽东发再大的火也没有用。毛泽东毕竟高人一筹,罗瑞卿说不能游吗?他就派人到武汉做实地调察,看看到底能不能游。

第一次,毛泽东派警卫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去武汉了解水情。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去游泳的,他到武汉问了问老百姓,都说不能游,就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不能游。毛泽东问韩庆余:

“你下水试了没有?”

韩庆余回答说:

“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大怒道:

“你没有下水,怎么知道不能游?你怎么不说话了?把孙勇叫来!”

副卫士长孙勇来了,毛泽东指着他说:

“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游不能游?”

孙勇到了武汉,见到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说明了来意。莽撞的陈再道立刻带着孙勇等人,跳到江里逆流而游。他喝了好几口水,差点溺水,护卫人员赶紧将他救上船来。孙勇回来如实地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有了根据,就理直气壮地对罗瑞卿说: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罗瑞卿无奈,只好同意了。毛泽东又提出要马上乘飞机到武汉。罗瑞卿说:

“中央有规定,为了您的安全,不能乘飞机。您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党和全国人民。”

毛泽东又火了,他说:

“我9次不属于个人,总得有1次属于我自己吧?”

罗瑞卿只得再让一步。行前,毛泽东说:

“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就这样,韩庆余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后,毛泽东也觉得有点过分,他说:

“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就是反对我游泳。唉,这件事办得不好。”

5月30日上午,毛泽东乘8205号专机到了长沙,在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他稍事休息,便召集省委书记座谈,了解他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华中5省工作会议的贯彻情况。主人用清明节前刚采制的清茶招待毛泽东。

毛泽东见天气闷热,要去湘江游泳。罗瑞卿陪同到了江边,他见湘江水势平稳,水质清澈,就放了心。

湖南省公安厅长跑在最前边,去安排船只,在过一片草地时,竟被毒蛇咬了一口,大概是太紧张太激动了,他根本没有发觉,等他跑到江边,才喊了一声:“准备好,来了!”突然一屁股坐倒了。眨眼的功夫,他那条腿已经全肿了。大家立刻把他抬上车送医院,好在医治及时,没有什么大碍。

毛泽东故地重游,精神焕发,乘船行到河中心就下了水。他游姿翩翩,自由自在,好像是在办公坐久了伸个懒腰一般。他在湘江里畅游着,一直游到了橘子洲头。捧着照相机在岸边跟着拍摄毛泽东的侯波,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粪池子里。她爬出来跑到河里去洗涮,刚洗好,看到毛泽东要上岸,立刻又赶到前面去抢镜头。

毛泽东上了岸,披着浴衣踩着烂泥走。他登高远眺,洲上的人们看到了他,立刻跑过来将他团团围住,抢着和他握手,殷勤问候,亲切异常。毛泽东同大家频频招呼,用家乡话和乡亲们谈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生活情况,情趣盎然。他们谈到了大家正在培育的蔬菜,又由蔬菜的品种谈到了一旁生长茂密的茄子,在核对茄子两字的乡音的笑声里,毛泽东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

他带着满腿满脚的泥巴,顺着河岸边一条小路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这家没有大人,只有几个娃娃。

“给我点支烟吸。”

一名卫士给毛泽东递烟点火,另一名卫士借来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歇歇。娃娃们围着他看热闹。毛泽东看见一个小娃娃手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就问他:

“给爷爷看看好吗?”

那孩子是个鬼精灵,他双手捂得紧紧的,往上一举说:

“你猜不着!”

多好的画面呀,“咔嚓”,侯波按下了快门。在这张照片上,毛泽东的腿上脚上糊满了泥巴,睡衣下摆上也全是泥。他和娃娃的神态都是那么自然、朴实。若不是那件睡衣“现代化”了一点,真可以说是一幅“农家乐”了。

毛泽东在长沙还亲自请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到蓉园吃了饭。他一直惦记着杨老太太,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他都是按期从工资中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以尽半子之义。

5月31日晨,毛泽东乘8205号专机飞抵武汉。当飞机在南湖机场降落时,他特意从空中观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施工情景。

5月31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工作汇报,还视察了武汉国棉一厂和湖北省工农业展览馆。

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召开调查座谈会,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进行总结。安排座谈会的负责人,原来在会场上的安排是:会议记录者与毛泽东坐在正面的主席台上,其他人的座位都安排在主席台的对面,地委书记们是第1排,省委的负责人们坐在第2排。

会议3点开始,毛泽东进来了,他看到这样的座位安排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这不是搞‘三堂会审’吗?还是按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

毛泽东等工作人员重新安排好座位后,这才坐了下来。他问道:

“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不按会前准备的提纲发言,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

他说完后,会场上有15分钟无人发言,后来发言的人也大多是一个调子,大唱赞歌。毛泽东听得很不耐烦,就说:

“今天休会,明天再讲。”

他叫住一位省委的负责人,问道:

“今天的会议开得怎么样?是否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了?”

那位负责人说:“没有。”

“何以为据?”

“都是一个调。”

毛泽东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两句话:

“真是可惜,时间浪费了。”

他接着说:

“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在争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人们不用自己的语言讲,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后,我快活了一阵子,指导思想统一,领导机构改善了,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今天开的是重复发言的小会,耽误时间的小会。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重同志,明天开会,中心议题是否能搞生产规划,要畅所欲言。”

1956年6月1日上午,座谈会继续进行。省委主要领导人就农业生产发展规划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举出实例,说明这个规划的制订是符合实际的。与会者在会上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毛泽东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最后,他高兴地说:

“好,同志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天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脸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的。”

此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施工,毛泽东要到大桥工地视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问:

“是岸上看还是水上看?”

毛泽东说:

“水上看。”

武汉长江大桥水中的桥墩已全部建成,从汉阳江岸开始,钢梁正在向江中延伸。毛泽东乘上“武康”号轮船,经汉阳晴川阁,从2、3号桥墩间穿过,驶到鹦鹉洲附近的江面,又折回下行,从3、4桥墩间穿出。他回到船舱里听彭敏汇报工作,一面听,一面翻阅材料。彭敏详细地报告了中苏技术人员共同创造的世界桥梁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毛泽东问:

“参加修建钱塘江桥的老工程师,现在还有谁?”

彭敏回答说:

“还有茅以升、罗英。”

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杨尚昆问道:

“什么叫覆盖层?”

毛泽东解释道:

“就是岩面上的沙层。”

他问彭敏,是不是这样?彭敏点头称是。毛泽东还询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在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彭敏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道:

“为什么铁路桥1957年10月通车?公路桥要到年底?”

彭敏说:

“铁路桥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轨即可通车;公路桥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需要一段时间铺路面。”

“长江上还要修哪几个桥?”在有关人士回答后,毛泽东接着说:“将来长江上修上20个、30个桥,黄河也修上几十个,到处都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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