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由毛泽东组织起草、并亲自主持反复修改、八易其稿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再论》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标题的下面注明：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长达2万字的《再论》，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某些不理解和怀疑，维护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及其基本经验，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社会历史条件，正确评价了斯大林的一生功过是非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的引言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写的是：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毛泽东还第一次敏锐而明确地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12月29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东园兄：

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顺祝平安

毛泽东 12月29日

有书家刘锡山曾评论这一封信的草书艺术成就说：“毛泽东的草书已经很好了，草势放纵，遒美流畅，枯笔尤为精彩，云烟满纸。字的结构，中锋行笔，已有张旭、怀素的气息。而且一上手，就是自家面目，不承习旧路，‘读’、‘蒋竹如’、‘南岳志’尤为动人。”

12月31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迎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他说：

“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

接着，赫鲁晓夫亲自把刘晓请上主席台，安排在他和莫洛托夫之间就座。

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了长篇祝酒词，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关于匈牙利事件问题，赫鲁晓夫说：

“现在有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

1957年1月7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一直开到至27日才结束。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和全军组织编制调整方案。确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将人民解放军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即从383万人中裁减130万左右，保持250万或者再少一些的常备军队”。同时调整全军的组织编制，把原来的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5个军种改为陆军、海军、空军3个军种，八总部领导体制改为三总部领导体制。

1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因受赫鲁晓夫之托，决定由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与调处苏、波、匈矛盾。周恩来临行前，毛泽东特别交代说：

“只要苏联共产党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一下赫鲁晓夫。”

周恩来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在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周恩来一行人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苏联党政领导人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洛夫、苏斯洛夫、勃烈日涅夫等全班人马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在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去的汽车上，劝赫鲁晓夫做一些自我批评。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做自我批评。如果那样做，我们现在的领导就成问题了。”

周恩来等人在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说服工作后，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铁托一起去做匈牙利的工作，周恩来立即发电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你和铁托一起去的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由你们单独前往为好。”

于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单独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访问波兰和匈牙利。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五人小组的通知》，通知说：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5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

1月11日，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第二次题词。

原来在1956年12月，山西省在筹备纪念刘胡兰烈士就义10周年的时候，才知道毛泽东在1947年为刘胡兰题写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手稿已在解放战争中遗失了，便恳请毛泽东重新为刘胡兰烈士题词。

毛泽东挥笔在宣纸上自右而左写下了3竖行题词：“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毛泽东题”。这一亲笔题词被送往烈士故乡，刻在刘胡兰纪念馆纪念碑上。

1月12日，毛泽东复信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臧克家和《诗刊》副主编及全体编委，他写道：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且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1月12日

1月12日晚，毛泽东在书房里对李银桥说：

“银桥啊，诗刊来信要求发表我的一些诗词，盛情难却，我让子龙抄写了18首，准备给他们送过去。小韩也很喜欢诗，你也受些感染么？”

李银桥不好意思地说：

“我和小韩都非常喜欢主席的诗，我也想学着写一写，可就是不会写。”

毛泽东说：

“写诗是件费脑子的事，尤其是旧体诗词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韵脚对仗，还不得犯孤平，掌握了这些还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很难哩！你们年轻人最好莫学写旧体诗，学就学作新诗，歌颂我们的新中国，歌颂工农兵！”

李银桥嘿嘿一笑说：

“主席，我也试着写了一首，可不敢说叫诗。”

毛泽东眼睛一亮，鼓励他：

“念来听听！”

李银桥就背诵道：

“我是工农兵，革命打先锋，哪里需要哪里去，党的安排我服从。

为了建设新中国，哪里艰苦哪里冲！

上边疆，下海洋，闯大漠，攀高峰，革命红旗飘扬处，处处有我工农兵！”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连声夸奖说：

“好诗，好诗！银桥啊，不晓得你还会作诗呀？”

李银桥红了脸说：

“这是我老婆帮我写的。”

毛泽东笑得更厉害了，说道：

“不错么，敢写就不错！真是一首好诗呢！以后多练多写，会更进步呢。”

1月14日上午11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打电话给臧克家，他说：

“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去接你。”

这天下午3时许，臧克家、袁水拍乘车驶入中南海，直达勤政殿门前。他们进入殿门，只见空阔的房间里寂无一人，对面有一副屏风，别的没有任何摆设，长长的沙发，一个又一个，十分简朴。不一会儿，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他们走来。臧克家、袁水拍一见毛泽东，赶忙起身迎上前去。毛泽东安祥和蔼地和他们一一握手，让座，从烟盒里抽出香烟让他们抽。臧克家说：

“我不会吸。”

毛泽东笑着问：

“诗人不会吸烟？你在北大教书？”

臧克家回答说：

“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

毛泽东说：

“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

臧克家趁机问道：

“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

毛泽东反问道：

“你看应该怎样？”

臧克家说：

“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

毛泽东频频点头，说：

“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毛泽东的神态和谈话，使臧克家的心平静怡然了，心和心贴近了，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了《诗刊》创刊后的印数问题，他说：

“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1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20万，《诗刊》仅仅印1万，太不合理了。”

“你说印多少？”

臧克家说：

“公公道道，5万份。”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好，5万份。”

臧克家说：

“请主席给黄洛峰同志打个电话。”

袁水拍赶忙给臧克家递了个眼色，又对毛泽东说：

“不用了，不用了。”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了一些国际重大事件，臧克家和袁水拍都知之甚少，只能静静地听着，无法插嘴，可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

“不知道。”

“主席看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了臧克家、袁水拍一眼，慢慢地说道：

“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

臧克家、袁水拍会意地点着头。毛泽东把话又转入到主题上，他说：

“《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的民歌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

他还说：

“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太重，李攀龙这名字臧克家没听明白，袁水拍给他重复了一下，他才明白了。眼看已经到了下午5点钟了，臧克家、袁水拍起身告退。毛泽东把他们送出殿门，站在那里向他们招手，高声嘱咐道：

“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呵！”

后来，毛泽东的信在《诗刊》上发表后，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说毛泽东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欠妥，应改为“贻”。毛泽东虚心地接受了这一意见，马上给《诗刊》编辑部打招呼，请予以更正。

再说1月17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受赫鲁晓夫之托，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顺利返回莫斯科。

周恩来在向赫鲁晓夫介绍了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后，真诚地说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克服某些缺点。赫鲁晓夫闻言跳了起来，粗鲁地咒骂东欧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一见他如此暴躁，忍不住说：

“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没想到周恩来也教训起自己来，立时涨红了脸，他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也没有想到赫鲁晓夫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便不动声色地反唇相讥：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受到当头棒喝，也转个话题发起进攻，他说：

“据说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人多。”

周恩来知道赫鲁晓夫另有用意，就平静地说：

“不少，国王的父亲也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中也有几个人是中国血统的。”

赫鲁晓夫说：

“西哈努克说，他们那里中国人很多，他担心中国的影响太大。”

周恩来这才明白，赫鲁晓夫转来转去是要攻击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马上含讽带刺地说：

“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欲知此后中苏关系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做文章的人要学写政论文，应首先读一读毛泽东在1956年12月2日晚上关于如何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那一篇讲话，再看一看本章叙述的毛泽东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是如何反复修改的整个过程。即使不是做文章的人，在教孩子说话的策略与技巧时，也应该读一读毛泽东那段讲话的后半部分，他说：“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作‘欲抑先扬’，一个叫作‘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你看，这是不是很妙啊！

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师，他在创办《湘江评论》时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此一时期，他不厌其烦地和那些不怎么会写文章的政治局常委们一起开会，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及秀才们讲解如何写好这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应该说，一是因为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二是也要借着写文章和修改文章的机会，对他的伙伴们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