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1日，是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

上午，各组继续讨论毛泽东的长篇讲话。

下午，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人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共16人。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其内容有的是对2月27日讲话的补充，有的则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兹将他的总结讲话提纲抄录如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

共产党也总有一天变得无用了。

马克思主义应当宣传，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为领导，是否不妥？

匈牙利要2年至3年才能恢复。错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老干部不怕批评。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没有安排，安排不够。

大民主，小民主，一般适用小民主，局部（不实行小民主地方）允许大民主。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在法律范围内（不允许行凶，毁物）。

纪律，为了增进纪律，我们人民是很守纪律的。

以军队民主为例。

遵师爱生。

局部的，个别的，不是一般提倡。

作为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因为官僚主义存在。

发至县级（指将他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县级——笔者注），还要研究。

官僚主义。

曲折、波浪式、螺旋形的前进。

科学。橡胶50一60年。

对唯心主义是否可以批评？问题是要有说服力。

发行参考消息40万份（2000—30万）（即准备由2000份扩充到30万份，发到县一级——笔者注），蒋介石选集（他赞成出蒋介石选集，但不公开发行——笔者注）。

不要泼科学家的冷水。参观科学院。

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

美国经济危机，美国同各国的矛盾。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

毛泽东在讲话中针对有人在讨论时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答复说：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针对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毛泽东说：

“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们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力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力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针对有人提出2月27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

“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

“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做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针对有人提出的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

在会议结束几天后，李立三由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他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同而论，而且还把他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典型的坏例子，告诫全体党员要加强学习，加强改造，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当然是错误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当成坏的例子来教育全体党员引以为戒。但是，作为党员的李立三，不能因为犯了路线错误就永远是一个坏党员，永远是一个反面教员。允许一个同志犯错误，更允许一个同志改正错误，这是您的一贯思想。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党员，我更争取做一个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党员。为了表达我对党的忠诚，今天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如实向您汇报，不对请批评指正。”

毛泽东看了李立三的信，接受了他的意见，当即修改了其中一些欠妥的有关段落。

后来，毛泽东又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稿子寄给老朋友李达征求意见，李达十分感动地说：

“毛主席真是谦虚极了！这样的著作，我只能好好学习，哪里还能谈得上提意见呵！”

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破例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160多人参加。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与会者首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

毛泽东在讨论期间先后召开了6个座谈会，这实际上是他又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活动。

6日晚，毛泽东召集9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康生在座。关于思想工作问题，毛泽东说：

“第一书记要抓思想，回去告诉他们，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也不行。光是宣传部，孤单单的不好办。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各司局都要管思想工作。”

康生插话说：

“团结，批评，团结，但往往一批之后，没达到新的团结，是批回去了，急得很，主要是仓促应战。”

毛泽东说：

“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上海反映，党员与党员在报上斗。毛泽东说：

“党内思想也很混乱，不要害怕，要放手，怕什么，难道地球会炸了！”

康生插话说：

“党外也怕，怕宗派主义，不让人争鸣。”

有人反映老教授对“争鸣”还有顾虑，写文章不容易，第一天文章一登，第二天给人一批，学生对自己也不尊敬了。毛泽东说：

“那第三天再写一篇批回去就是了。”

关于闹事问题，毛泽东说：

“特殊的、个别的犯法分子当然要按法律处理。一般闹事的不要开除，总开除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去，他总要有个立脚点，还不是到学校、机关、工厂、合作社去。西安抓了100多个流氓，社会很高兴，但学生中‘流氓’跟社会流氓不同，知识分子不是社会那样‘流氓’法，如不犯法，仍不要开除。”

有人提出，兰州原要开除几十个学生，现在不开除了，又有点草率收兵。毛泽东说：

“开除几十个学生是国民党办法，事情结束如不解决问题，将来还是要闹事的，如讲到兰州林业学校、护士学校招生骗人家，学生闹事，我是站在学生这方面的。你欺骗人家么！（康生等：欺骗就是犯法，可以告到法院，有罪的。）像这样学校，你说是什么问题？这两校都是官僚主义，欺骗，又有官僚主义。”“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人民自己专自己的政？个别犯法是例外，不犯刑法就不能法律制裁！”

有人说，有些教师认为不需要继续改造了。毛泽东说：

“不要改造？我60多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还是老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共产党还是有点人情，是做事的。说到学术，人家说我们‘不学无术’，我们这方面的确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学习研究。”

3月7日晚8时4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省教育厅的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也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不少问题，他说：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办戴帽中学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会议一直开到晚12时零5分才结束。

3月8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座谈文艺界的问题。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

沈雁冰看了看周扬说：

“我们没有注意到。”

毛泽东说：

“就在1月份第2期上，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作者姚雪垠，你们知道不？”

周扬说：

“他在30年代就是作家，现在的政治态度为中间偏左！”

沈雁冰补充说：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小说。”

毛泽东说：

“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得看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

他还说：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流沙河的一组散文诗——笔者注），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的作品（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十九世纪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的代表作《吻》，是一幅抽象主题的寓意画。画面表现的不是某个人的爱，而是人类普遍的对异性的爱——笔者注）？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开到晚11时55分就结束了。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总理西罗基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匈牙利事件证明，我们每个国家把工作做好是多么重要。中国的群众很好，就是很穷，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还要几十年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政治情况较好，这就是说人民是团结的。在团结方面也还有些问题，人民内部不是没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还存在，有些地方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缺点要整，我们准备在全党整顿作风，准备在几个月或更长一些时间，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批评，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一整。我们的党很大，掌握权力，做了许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就出来了。”

3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

毛泽东联想到主持上海《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提出的“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方针，就说：

“报上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软到哪里去呢？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要软中有硬。文章写得通俗、亲切，平等待人，不摆架子，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关于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说：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当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这次会议开到傍晚6时40分结束。

3月11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人员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

冯友兰来到会议厅，毛泽东微笑着对他吟诵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在场的人见毛泽东如此幽默，全都被逗笑了，冯友兰也笑了。原来在不久前，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显然毛泽东是看过了冯友兰的文章。冯友兰见毛泽东在百忙中还这样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倍感荣幸。

这次座谈会开到晚上11时25分才结束。毛泽东送冯友兰到门口，握着他的手说：

“友兰先生，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好好地鸣吧，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欲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将要发表什么远见卓识，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又一部重要文献。正像以前一样，在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时候，他是极其慎重的。他反复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反复地修改提纲。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期间，他又召开了6次座谈会，广泛地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又乘车南下，一路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收集反馈意见，继续修改，直到6月19日才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其良苦用心，你越往下看才会越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