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晚，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会见在杭州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威廉·西罗基。

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是在3月21日抵达杭州的，由在杭州的周恩来负责接待。22日下午，周恩来和西罗基等进行第3次会谈，继续讨论经济互助问题。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西罗基总理。

是日晚，毛泽东在会见西罗基时说：

“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它们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

此后，毛泽东一边休息，一边办公。他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

3月24日晚，毛泽东召集开会，听取李先念关于1956年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财政预算问题的汇报。

3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它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这类事件在最近时期发生得比过去为多，有一些临时性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决不应该认为只是暂时的。从根本上说来，在人民推翻了共同敌人，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我国人民已经形成了新的伟大的团结。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整个地说来，存在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人民群众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项建树中，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群众前进的向导。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的根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群众一般是拥护他们的领导者的。但是这不是说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没有矛盾。必须了解，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又包含着新的矛盾。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他们容易着重于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地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是根本一致中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但是从根本的性质说来，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属于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经验证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地都可以和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一般地说，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这类事件，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事实上，凡是我们的工作作得较好、对群众的联系较好、群众的觉悟较高的地方，这类事件就很少发生。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党对于这种现象，必须从全面的认识出发，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办法。从最近情况看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至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为了从根本上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而在发生事件后避免采取错误的方针和办法，中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引起全党注意和统一全党认识的必要。”

“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克服官僚主义需要加强由上而下的领导，同时需要动员群众的力量，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工厂和学校中扩大民主，是依靠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的步骤。”

“职工和学生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推派小型的代表团到任何上级组织去请愿，或者向上级组织派来的人员请愿，应该认为是完全合法、完全正常的行动，不得作为‘闹事’看待。”

“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

“由于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应该针对这种情况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群众深刻了解我们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准备实现共产主义，而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的目的，就必须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应该通过生动的事实教育群众，使群众觉悟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一般地说来已有相当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落后，不可能在短期间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求得解决。本单位的领导人员和高级机关的领导人员都必须经常向群众作报告，同群众谈话，讲解为群众所关心的当前问题。在这些讲话中，必须采取老实态度，对群众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随便许愿，使群众在诺言不能兑现时感觉失望受骗。应该把困难的情况、原因、性质和解决办法告诉群众，领导和动员他们共同克服困难，使他们对困难有准备，对前途有信心。应该使群众了解，我国目前还处在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渡时期，国家财力有限，干部经验有限，人民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和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认为在全国解放后的短短几年内，什么事情就都可以做得十全十美，社会和个人的各种需要就都可以完全满足，这纯粹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幻想。而且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生活也仍然会有困难，工作也仍然会有缺点，人民内部也仍然会有矛盾。但是这种困难和缺点本质上不同于剥削制度，它们是完全能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克服的，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不同于敌我矛盾，也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为了便于教育和动员群众，为了加强同群众的团结，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

“在全国的领导人员中，不愿意接受教训改变作风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有的。他们既不联系群众，又不给群众以享受民主权利、按照正常方式提出批评建议的机会；群众中有了问题，他们既不解决，又不解释，甚至采取种种错误办法对待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把群众逼到非闹事不可的地步。”

“在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党的方针应该是：

1、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第一，群众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第二，用禁止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第三，有些理由不充足、有违法行为的群众闹事，固然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因为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如果群众中有坏分子从中煽动，也可以使这种坏分子在斗争中暴露和孤立。”

“2、因此，群众既然要闹，就应该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以便使群众在闹事的过程中受到充分的教育，作为补偿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的一种手段。但是必须劝告群众不可采取违法行动（如打人、关人、破坏公共财物等）。如果发生违法行为，应该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但是除非发生重大破坏行动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不得捕人，不得以军警包围或者以其他方法使用暴力。

3、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是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作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批评。”“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

4、在事件平息以后，应该认真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以达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犯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办理。”

3月28日，毛泽东前往钱塘江上游的果园视察，在途中察看了庄稼的长势。

1957年4月3日中午，毛泽东驱车来到杭州市郊解放军某部营房。指导员王宝善以为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的，就跑上前去迎接。待他见到来人是毛泽东，心里猛地一跳，就愣住了。毛泽东握着王宝善的手，亲切地问：

“同志们正在开饭，是吗？”

“是，刚刚开午饭。”

王宝善立刻回答。毛泽东让他领着查看了士兵的宿舍，看看床铺和褥子。战士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端着饭碗拥到食堂门口。毛泽东一路向战士们招着手，走进了食堂，端起一盘菜，看了看，问身边的战士：

“每顿的菜够吃吗？”

战士们争着说，够吃了！毛泽东又问：

“每天的伙食费多少钱？是4角2分吗？”

“是4角2分。”

毛泽东向战士们招招手说：

“同志们吃饭，吃饭吧。”

说罢，便向食堂外走去，在伙房门口正好碰上了炊事员顾炳甫，他握着顾炳甫的手说：

“啊，你是大师傅，辛苦了！”

顾炳甫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含着热泪笑了。此时已经12点多了，毛泽东和战士们挥手告别，战士们热烈鼓掌，欢送毛泽东。

此后，毛泽东登了将军山，并去高甲外马家坞村看农作物，又去视察了浙江省军区的一个油库。

4月4日至6日，毛泽东连续3天在南屏游泳池召开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现将座谈会的记录抄录如次：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20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80%都降下来了，1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5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4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3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的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它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6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6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1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笔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没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5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于1957年1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了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笔者注）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90%。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100%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决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6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得太少了。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3个缺点：1、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2、用领导机关的办法来领导学校。3、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的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有人提出培养年轻人的问题。

毛泽东：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

4月7日下午1时，毛泽东要返京，出发前，他乘直升机鸟瞰古越（杭州）大地，后来提笔书写柳永的《望海潮》词。

从直升机下来，毛泽东登上专机飞离杭州。

4月9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找来胡乔木谈话，问道：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鸣。”

毛泽东说：

“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欲知如何处理《人民日报》的问题，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7年4月4日至6日南屏游泳池召开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上说：“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他还质问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4月9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对胡乔木说：“《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鸣。”“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事实上，自从进京以后（出现剥削有功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内高层在前进中的不协调步子，在大合唱中的不协调音符，就时常出现了。究其原因，除了认识问题以外，最根本的还是由于他们搞革命的初衷是不尽相同的！因此，这种不协调以前经常有，以后还会继续出现，甚至是愈演愈烈。不信你就往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