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斗争。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

“不要脱离群众，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者，一个被领导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4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毛泽东在会议上印发了他在会议期间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

“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捉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年至15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10年至15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此时，毛泽东在青岛患了感冒，久治不愈。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请来了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为他诊治。毛泽东见了刘惠民，一问他的名字，就说：

“你是施惠于民啊！”

刘老先生给毛泽东开了方子，舒同和夫人亲自抓药，煎药，送到毛泽东床前，直到毛泽东服完药入睡了，他们才悄悄离开。山东省委另一位领导人对舒同说：

“你胆子太大了……”

结果，毛泽东一连服了几天药，病情终于好转了。

7月26日至30日，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7月31日下午3时，家在青岛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很高兴，说：

“劲光同志，你怎么不请我吃饭呢？”

萧劲光说：

“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我怎么好请你吃饭呀？”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今晚就到你家吃饭。”

萧劲光出来就对秘书张志文说：

“毛主席今晚要到家中吃饭，你回去准备一下，要清淡简单。”

张志文回到萧劲光家中，赶紧与萧夫人、厨师韩成顺研究菜谱。张志文还不放心，打电话给叶子龙，问毛泽东在饮食上有什么习惯。叶子龙说：

“越简单越好，主席是很随便的。”

萧劲光回到家里，到伙房又关照说：

“不要到街上买菜，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韩成顺师傅作了6菜1汤，加上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送来的一捆小油菜和一点海参及1碗熬好的小米粥，凑成了8个菜和一个紫菜汤，没有备酒水。

傍晚7点，毛泽东偕江青、李讷来到萧家，萧劲光和夫人在门前迎接，子女们也在客厅里欢迎客人。毛泽东亲热地和他们握手寒暄，问孩子们的名字、年龄，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

毛泽东、江青、李讷和作陪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夫人，在萧劲光一家的簇拥下，来到2楼就餐。大家边吃边谈，江青说：

“主席真有意思，在延安靠萧司令吃饭，现在又向萧司令要饭吃。”

饭后，萧劲光说：

“海军的领导同志大都在青岛，请主席接见。”

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

1957年8月1日凌晨，毛泽东读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碧云天，黄叶地，彩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两首词后，在后边写了一个评注，他写道：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份，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1957年8月1日

8月3日，毛泽东将在青岛会议期间撰写并修改了11稿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各地领导干部阅读。

8月4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泽东 8月4日

列宁的《做什么》一文，写于1907年，后来译为《怎么办？》。列宁在文章中特别强调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接着，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思齐是从苏联回到国内度暑假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从苏联转回到国内的大学学习。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转学事是好的，自己做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做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8月4日

8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刊登在8月10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如下：

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为着辩论的方便和通俗化起见，各合作社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比问题。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适当地结合当时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这种辩论在不少乡村已经开始进行。辩论的结果是：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部分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不满意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辩论中，也觉悟到他们中间如果在旧社会里面靠投机倒把、能够侥幸发财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数还是不可能成为富人。曾经有不少人怀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群众辩论的结论却是：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这样，就得有很多人在粮食商的操纵下挨饿以至家破人亡。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以必要的约束。总之，这种辩论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我们要巩固合作社制度，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巩固工农的联盟，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除了必须在城市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外，在农村中展开这样一场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认为：凡是还没有展开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管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辩论会必须吸收全体农村居民（包括单干户）参加，组织可小可大。一般的在小组或小队的范围内，可以辩论得较为充分和较为深入。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全体社员或全村农民的辩论大会。辩论时，要让各人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哪些是正确的和哪些是错误的。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即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之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

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对于农村中的这场大辩论，必须很好地掌握领导。群众在大辩论中，对于乡社干部作风所提出的批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研究，适当处理，以便改进工作，团结群众。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外关系的调整、经营管理的改善等问题，中央准备在研究各地整社的经验之后，再发指示。

8月9日，毛泽东复信给刘思齐，他在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亲 8月9日

8月11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 1957 年 6 月 8 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 1957 年 6 月中旬发动起来了。”“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说是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

再说1957年8月18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晋美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

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祝你愉快！

毛泽东 1957年8月18日

8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8月28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上，加写了一句话，他写道：

“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青岛病了一场，且久治不愈，这和他在红四军“七大”以后以及在长征开始前那两场要命的大病一样，都是因为革命受到挫折、心情抑郁所致。江青解释说：“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关于这一点，本传在前面已经从最高国务会议11次扩大会议有5位政治局委员退场抗议，到《人民日报》长时间拒绝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党内的巨大阻力说清楚了。毛泽东明白，党内的阻力主要是讳疾忌医、反对给人民群众以充分的话语权。对此，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走上了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探索之路，而且很快便发现了进行继续革命的一件重要武器——大字报。这就是很多人还不了解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