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话说1957年10月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斯彼哈尔斯基率领的波兰军事代表团，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在座。毛泽东说：

“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那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应把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与整体的、长远的现象区别开。错误和缺点，当然会引起不愉快。不愉快的事我们也遇到过。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垮法西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等是主要的，从这方面看，就可以想得通了。尽管苏联有缺点，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主要力量。我们也有机械搬用苏联经验的问题并曾受到损失。我们不把此事归罪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把此事看作应由自己负的责任。第三国际后期的那种生硬作风是错误的，但谁叫你中国人听呢？我劝波兰同志也自己负起责任来。我们在1942年进行整风批评了教条主义以后，一方面反对硬搬，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近15年来我们得了很大好处。在此期间硬搬的情况也还有，但只是局部的，已没有大危险了。苏联的经验有两种，正确的和错误的，正确的是主要的、大量的，错误的是局部的、暂时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错误经验，也可以教育我们。那些错误已经犯过了，只仇恨是不行的，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对待错误，取得经验。波兰同志们可能气还未完全消，我劝同志们让过去的问题慢慢过去，气慢慢消下来，把错误当成教训，自己担起担子来。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时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这是不可动摇的，但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争取和平时间，如果20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中国是在一片落后的基地上开辟了道路，落后的尚未扫清，基本道路已开辟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搞得是否对，还要10年到15年后才能断定。”

10月7日下午1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我们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采取保护的方针，财产不动，只是在党内反资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4年半，基本上改变了私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10年、15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现在按青岛会议的文件去讲，但不要登报，不要广播。我们确有三个主义，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实际上不完全都是这个矛盾，还有领导与被领导、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老工人与新工人、群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同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3部分人民之间，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总起来讲，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八大’反映那时的情况，现在反映现在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现在我们经过价值法则来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三个主义。为什么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适合？如搞水利，不搞不能增产，但没有合作社，搞水利是搞不起来的。如搞工业，那么多项重点建设，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印度第1个五年计划只发展了几十万吨钢，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那句话并非专门从矛盾这个范畴来讲的。既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

10月9日，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

这天下午3时，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这样写的：

这次会议的评价：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

我们的革命如此丰富，工作进展异常迅速。不论革命工作、建设工作都是如此。

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

整风：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

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

农业：四十条大约几天之后，即可改好发出，请你们在农村中组织一次很好的鸣放辩论，发扬正气，驳倒歪风。

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整风生产两不误。又要领导整风，又要领导生产，生产就要有规划。

何时可以做好一个长远规划？已有几年经验了，今冬明春是否可以做好？明年五一以前做好？或者明年做好？只有10年了，要完成“四、五、八”。

6级规划都要在农村中鸣放辩论，是否要分期分批，不然恐农民吃不消。

粮食有了底了，以后将好办得多，准备对付大荒年。

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均很重要。湖南办法：总产值（30亿元）扣20％为生产费（6亿元），其中以20％为基建费（1.2亿元），按照社章抽5％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在外。管理费必须缩小到1％。

积累丰歉不同，以丰补歉。

全国每个人都要有大志，远大理想目标。

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经过大鸣大辩的方法。

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

振起精神，一定要灭掉4害，乐昌县岐乐社的经验立即推广到全国。两年试点，5年突击，3年扫尾，全国基本上变成4无国。

人口问题：3年试点，3年推广，4年普及，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

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必要，浙江文件，值得一阅。

红安县的经验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我们不但政治要摸底，技术必须摸底，业务必须摸底。

也是10年计划，10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交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对此，各级均要有计划。“十年树人”极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加上过去8年，18年树人，估计可以基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家队伍。往后是扩大加深，再有10年，到第5个五年计划，形势就更不同了，争取以28年基本上达到苏联40年的水平，是否可能？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

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有些暂时地局部地促退正是为了促进。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

厉家寨（被毛泽东称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一个典型——笔者注），每一社。

省、县、地的规划。

每年开1次3级干部会。

黄敬、彭真（只改一个字）、韶关三发言。

军队要整风。

将来农业粮食生产要亩产800斤，1000斤，2000斤。21世纪初。

苏联、东欧、中国，主要矛盾。

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10年学会马列、技术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教育学。打纸牌、下棋、看电影、跳舞也要一点，但不可着迷，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学习二件上，玩是需要的，但是第三位。人的脑力能够有很大的发展。萧楚女、齐白石、高尔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为例。

毛泽东这个讲话全文后来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题目是《做革命的促进派》，摘要如下：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3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3级或者4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

“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么，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的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3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1000斤，淮河以南亩产2000斤？到21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