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行至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毛泽东看见公路边在田里劳动的社员，就让车停下来，下了车，跨过路边的小石桥，直奔庄稼地。正在锄草的社员冉贵全第一个看见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来到这里？正疑惑间，毛泽东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一样和他打招呼了：
“要把草锄干净哩！”
说着，他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
“每亩能收多少斤？”
冉贵全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伸出4个手指，说：
“400斤？”
冉贵全这才说：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割了麦子种什么？”
“种水稻。”
“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600多斤。”
毛泽东转向李井泉说：
“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这可了不起。”
他又转向冉贵全问：
“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毫不犹豫地说：
“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
“当然赞成！”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说：
“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
冉贵全吭哧吭哧正想说什么，毛泽东已经上了田埂。社员高渤然迎面走来，毛泽东迎上去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渤然说他今年已经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好哇！”
他沿着田埂走过去，跨进一块苕菜地，问几个女社员：
“你们摘什么？”
王应岗回答说：
“摘苕菜。”
“我帮你们摘点好不好？”毛泽东说着弯下腰，摘了一些嫩绿的苕菜尖尖递给王应岗，问：“这行不行？”
王应岗忙站起来，双手接过，连声说：行，行！其她几个女社员也停下了手中的活，想和毛泽东说话，可又激动得说不出来。毛泽东走出苕菜地，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几个孩子嬉笑着跟在他身边跑。毛泽东停下脚步，问一个孩子：
“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
那个孩子叫任国民，他说：认得。毛泽东弯下腰随手摘了一株“打破碗花花”，递给他，说：
“你敢不敢拿？”
“敢拿！”
任国民毫不犹豫地伸手接了去。毛泽东看着这个勇敢的孩子，由衷地笑了。他返回到公路上，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们都拥上来送行。毛泽东很愉快地和大家握手告别。一个社员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一辈子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哩！”
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编辑的纪念邹容（四川巴县人）和章太炎的书《苏报案》。此书共收入4篇文章，邹容的《革命军》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一生对章太炎、邹容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章深为赞佩，在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和7月间，先后4次阅读过那些文章。他还在自己收藏的《革命军》一书扉页上邹容的肖像旁，亲笔书写着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被发下瀛洲。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再说毛泽东在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解放思想，提高风格。他还说：
“不要怕教授。有些同志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20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也才30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22岁。颜渊死时只32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又说：
“有话不说，就很危险。要选择说话的机会，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我看只要准备好了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振奋精神，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也先后发了言。
从3月24日起，成都会议的安排是上午召开大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不出席。在大组会议上，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谈了经验教训，彭德怀也说很受启发。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从思想方法问题谈起，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作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主持反冒进的同志，是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而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特殊当作一般来反。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的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的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也就是说，这次会议抓住了本质和主流，克服了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工作中的缺点。”
毛泽东称赞冶金部党组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还说：
“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5年。”
“1956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4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正是：金玉良言，唯物辩证。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惜乎惜哉！对牛弹琴，苦心白用！
再说毛泽东最后又批评卫生部说：
“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4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
他还批评《人民日报》社的教条主义说：
“《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3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也先后就思想方法和理论问题发了言。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全文如下：
成都会议大组会议在1958年3月23日讨论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并且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二、为了便于今后有关的工业、农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四川地区的淹没损失，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控制在200公尺（吴淞基点以上），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190公尺和195公尺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
三、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时期，对美人沱和南津关两个坝址的继续勘测和研究，对一切主要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探讨，都应当采用展开争论、全面比较论证的方法，以求作出充分可靠的结论；某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必须作试验研究。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要点报告应当于1958年第2季度交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争取在1962——1963年交出。
四、长江较大洪水一般可能5年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五、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7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这7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的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它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
六、由于条件的比较成熟，汉水丹江口工程应当争取在1959年作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
洞庭湖水系的规划问题和两湖间的防洪问题，应当于最近期间由王任重同志负责召集有关省份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商议，定出方案。四川和贵州水系的规划，鄱阳湖水系的规划，以及安徽和江苏有关长江的防洪、灌溉等问题，都应当分别由地方负责同志召集各有关方面开会研究，定出方案。
七、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由恩来同志提出，报告中央通过。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中的设计文件，均应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审查，报告中央批准。
这个规划意见后来在4月5日政治局会议上被批准。
3月26日，成都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而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上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
成都会议先后讨论制定了37个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在这些文件中，主要有《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等。
在成都会议结束的这天晚上，田家英在吃晚饭时告诉吴冷西说：
“主席说，你送给他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23条，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了。主席说他将去武汉，要你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
欲知毛泽东后来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召开，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再一次强调：“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说毛公教育部下是耳提面命，一点也不过分。立此存照，昭示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