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8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下了专列，前往南开大学参观。
这天上午10点前，天津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先期到达南开大学，与南开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一起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大学生们认出来了，他们簇拥着毛泽东和省长、市长、校长，进了校门南面的一个院落里，参观化工系办的“敌百虫工厂”，接着又参观了“离子交换器工厂”和“硝酸钍工厂”。毛泽东每到一处，学生们的口号声，都招来了校园里的师生员工和群众，近千人挤在一起，要见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不能再继续参观下去，而且连院子也出不去了。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叶子龙、李银桥和校长、书记以及随从人员、保卫人员，只好护卫着毛泽东向院落西面向外挤，朝着停放汽车的地方走。李银桥和天津市警备处长李侃商量，调来了一辆随行的小型华沙车，让毛泽东乘坐。
毛泽东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华沙车旁。华沙车小，他的身材魁梧，不好上车。警卫员们急了，几个人硬是把他推进了车内，向天津大学驶去。
11点零5分，毛泽东在天津大学办公楼前下车，在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陪同下，向党委办公室走去。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党委书记贾震，没想到毛泽东来得这么快，急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待毛泽东坐定，张国藩汇报说：
“这个学校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学校计划中的半工半读，分几种形式，有的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是隔日学习，隔日劳动。”
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耕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他们光念书本，没有学进去，把脑袋学坏了。”
他又问王亢之：
“天津的中学有没有搞勤工俭学？”
王亢之说：
“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经搞起了勤工俭学，有60多所中学还办起工厂或生产车间。”
天津大学是一个有着近万名师生员工的新型大学。此时，办公楼前的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几千人，他们不断地鼓掌、欢呼。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口，探着身子向师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坐了下来。他说：
“教育应抓住3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刘子厚说：
“前些时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1个月。在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开的。这个会议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现在30岁以下的人，到那时都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毛泽东说：
“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高等教育，你们想的更好。”
王亢之说：
“天津市原有6所高等学校，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可以达到18所。全省在今明两年以内，每个专区要搞起工、农、师、医4所高等学校，每县办起1所综合性大学。”
毛泽东说：
“你们办这么多学校，好啊。”
刘子厚说：
“现在工厂和农村办学校的劲头都很大。”
毛泽东说：
“好啊！学校是工厂，学生也是工人。工厂是学校，工人就是学生。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农民也是学生。要好好地办。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50岁以上的教授老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和中年的都要动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换换脑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
张国藩说：
“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献礼，昼夜突击。”
毛泽东说：
“连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要注意有节奏地生产，有节奏地休息和劳动。”
11时许，毛泽东结束了谈话，他来到门外的平台上。等候在广场上的师生们此起彼伏地欢呼起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鼓掌，从东边走到西边，来回走了几趟。
毛泽东走出办公楼，在人们的夹道欢呼声中，走进学校办起的工厂里进行参观。他观看一个叫郭培叶的学生操作牛头刨床，问他做几个了？熟练了没有？他又走到2年级学生张美珍操作的车床旁。据张美珍回忆说：
“毛主席身材高大、健壮，身穿白色长袖衬衣，灰色西裤，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毛主席一面招手，一面沿着车间的那条主通道缓缓走来……我太兴奋了，心怦怦跳得厉害，当毛主席走近我的机床时，我停住手上的活，上前一步，仰望着毛主席说：
‘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停住脚步答道：‘你好，你好。’
并向我伸出了手，当我双手紧握着毛主席那有力的巨手时，一切紧张的心情已完全消失，站在毛主席面前，就像站在我崇敬的长辈面前一样。我看到毛主席被晒得红黑的面孔非常慈祥。那天，实在太热了，毛主席的白绸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了大半截，袖子半卷着，一双棕色的皮鞋，前头已经磨出点点白斑。毛主席站在机床前开始同我谈话，毛主席首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张美珍。毛主席又问：
‘你是工人还是学生？’
我说我是学生，我是机械系二年级的学生。接着毛主席同我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你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人。’
‘家住在哪里？’
‘家住在上海。’
‘你们劳动多少时间了？’
‘我们已经劳动四个月了。’
‘还要劳动多少时间？’
‘可能还要劳动半年呢。’
‘你们现在能达到几级工的水平了？’
‘可能是二三级工的水平吧，我们反正能够独立干活了。’
毛主席又问：
‘你们劳动时，还读书吗？还有老师给你们上课吗？’
我说：
‘我们现在是边劳动，边上课读书，劳动时老师还给我们上3门课。我因为选学的外语课是英语，要和没来劳动的班级合班上课，因此我还去上英语课，一共上4门课呢。’
毛主席边听边点头，看到毛主席仔细听我讲话，我的信心更足了，回答问题更加自如了。毛主席又问：
‘你说是光读书好，还是这样又劳动又读书好啊？’
我立即回答：
‘这样好，又劳动，又读书，既有了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还是这样好。’
毛主席一边点头，一边又问：
‘你们的同学都赞成这样参加劳动吗？’
我说，我们都赞成。毛主席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回答，就像一位师长在专心听取学生的答题一样，认真、真诚。我被毛主席的平易近人、倾听群众心声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么亲切感人。以后每当我读到那些回忆毛主席提到毛主席热爱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内容，都感到特别真实，因为毛主席曾经如此认真地和我这样一个普通青年学生进行过谈话。毛主席谈话时，声音洪亮且缓慢，尽管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但我依然句句听得清楚，我也用很大的声音说话，以压过机器的响声，使毛主席能够听清我的回答。当时毛主席身边有一名年轻的警卫人员，另有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学校党委书记贾震。我记得，在我回答问题时，贾震书记紧张地注视着我，就像是家长担心孩子答错了问题，当看到我顺利地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时，他们又都显现出由衷的欢喜。那次随行的记者中，有新华社老资格的摄影记者侯波，她跑前跑后，敏捷、利落地抢拍下一个个镜头。经过这段谈话后，气氛已经十分亲切、轻松了。这时，毛主席又指着机床前挂着的一张蓝图问道：
‘这张图纸，你会看不会看？’
我说：
‘我会看，看懂了图纸，才能按图纸的要求来加工啊。我们已经学过机械制图课，看图纸就不困难了。’
毛主席听后，很满意地点点头。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半小时。”
毛泽东走到一台旋床旁，2年级学生陈经斗和同学王红玉正在操作，旋一个比较大点的圆形部件。毛泽东看了非常满意，他伸着手要和王红玉握手，王红玉激动地说：
“我这满手油！”
她不敢伸手，怕弄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微笑着说：
“劳动者的手最干净。”
王红玉听毛泽东这么说，就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大手。
毛泽东稍事休息后，又坐车到天津大学最西头离办公楼1公里以外的地方，参观了大学生们正在自己动手兴建的硫酸厂。
下午1点10分，毛泽东离开天津大学。1点半钟，他乘车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在门前等候客人。他突然看见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惊喜之中，竟然忘了和毛泽东握手问好，只是下意识地推开了门。毛泽东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及刘子厚、李耕涛等人依次进门。
毛泽东首先来到又窄又热的厨房，和厨师们攀谈，问他们每月挣多少工资？师傅说，能挣六七十元。他又问：
“有没有休息时间？”
师傅说：
“每星期都有休息日。”
“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比过去过得强多了。”
毛泽东点点头，很满意。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毛泽东上2楼的时候，在楼梯中间对着一幅标语念道：
“跨火箭，乘东风，实现七满意，工作为便民。”
2点多钟，饭菜上桌了。毛泽东不用摆上来的象牙筷子，他让服务员换了一双普通的筷子。也许是因为天气闷热，他吃了几口菜，就起身走动，来到窗口，随便朝窗外望了一会儿。不料这一望，却惹来了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位妇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往窗台上晒衣服，她一眼就认出了对面楼上的毛泽东，惊奇得脱口喊道：
“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她这一喊不打紧，立时惊动了家人、邻居和街上的行人，人们听说毛泽东就在正阳春烤鸭店，不由分说潮水般地拥到饭馆门前。毛泽东的卫士们立时紧张起来，上前关上窗户。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去，没想到，窗户外面“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毛泽东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窗纱，推开玻璃窗，探着身子向人群挥手致意。这一下，立时引起街上一片狂潮。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毛泽东又回到桌子边吃饭，还没吃几口，窗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毛泽东再次放下筷子，逐次走到临街的4个窗口，挨个探着头，向大家又是招手又是鼓掌。他被群众的情绪感染了，来回走了两趟，一边挥着手，一边呼应着人群，连声喊：
“人民万岁！”
负责烤鸭的张师傅上了菜，他拿出钢笔和笔记本请毛泽东签字，毛泽东也不推辞，就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他刚签完字，还没吃多少东西，就再一次被外面的呼声所牵动，走到窗口向群众打招呼。如此循环往复竟有6次之多。这顿不安稳的饭吃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把经理叫到跟前，让他坐在自己身边，问道：
“你当了几年的经理啦？”
经理回答说：
“当了一年多。”
“你当经理会炒菜吗？”
“从小学徒，干了20多年了，烤鸭炒菜都会。”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该动身了，可是门外的街上到处都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呀。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李耕涛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说了半天也没人听，人们一个也不动。此时已经是5点多了，人多天热，人人都是汗流浃背。毛泽东担心这样下去，会把人晒坏的。李耕涛再次走到窗前，说：
“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要见毛主席！”
下边一片呼声。李耕涛一遍一遍地重复劝说，嗓子也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没有办法，大家一商量，只好让警备区派来1个排的精壮战士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屁股靠在正阳春烤鸭店的门口，费了好大劲才把毛泽东塞进车子里。警卫排的战士们一部分在前面开路，一部分在后面推车，其他卫士们在左右两旁护卫，一步一步，硬是将车子推出了人群。毛泽东靠在座背上，双目微闭，说道：
“又是一次黄鹤楼噢！”
据当事人回忆说，在毛泽东离开正阳春烤鸭店后，有关人员负责打扫卫生，光群众在现场遗失的鞋帽、钢笔、手表等零碎物品，竟然收集到了好几箩筐。
这天下午，毛泽东观看了天津河北梆子小百花剧团的演出，并亲切地接见了演员，还勉励他们说：
“要好好学、好好练、有前途。”
出了剧院，毛泽东便上了专列，离开天津踏上返途。
傍晚时分，专列缓缓驶入丰台车站。毛泽东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副部长王宪、丰台区委第一书记王景铭、书记处书记张宗平陪同，来到永定河畔的岳各庄乡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一带是北京郊区的蔬菜生产基地，9000多亩农田中菜地就有7000多亩，农民们都有多年的种菜经验。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乡社干部们见过面后，谢绝大家要他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的提议，说：
“天不早了，还是先去地里看一看吧！”
沿着修整后的田间大道，毛泽东往青年生产队的大白菜试验地走去。途中，他专门走进社里的食堂。社员们还没有收工，饭菜都已准备妥当了。毛泽东揭开汤盆看了看冒着热气的冬瓜汤，又望了望刚出屉的馒头，问：“社员们几点钟吃饭？在哪里吃饭？”又问炊事员，“社员们吃得满意不满意？”
正在地头上耙地的青年生产队队长田德顺看见毛泽东走来，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边向这边迎过来，一边招呼别人。毛泽东握住他满是泥土的手，问完姓名、年龄与职务，又特别问道：
“你们青年生产队老年人都不参加吗？”
田德顺说：
“有两位五六十岁的老农在队里当技术指导。”
毛泽东点头：
“噢，那么是以青年为主啰！”
在一块白菜地边，毛泽东专心听着队长的汇报。这位年轻的队长说，我们这1亩4分地是大白菜高额丰产试验田，收了上茬菜，深翻2尺，分层施了21万斤混合肥，还上了用牛蹄角皮毛等混合起来的肥料“条货”，用大白菜和菠菜隔畦间作的办法种，一亩从过去的2000多棵密植到5500多棵，能产120万斤。
“120万斤？这是计划啰！”
毛泽东问道。田德顺说：
“是计划指标，我们有信心达到。”
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指着刚出土的白菜苗，又问：
“什么时候菜才能长起来呢？”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
“10月里菜就长起来了。”
看完白菜地，看玉米地，西红柿地。毛泽东走一路，问一路，问产量问措施，还去看了社员们积造的肥料。望着满目的青椒、晚茬茄子和大葱等蔬菜，毛泽东问：
“你们这个菜社，自己种的粮食还不够吃吧？”
乡党委书记答道：
“生产大跃进了，我们不仅要多生产蔬菜，还要多打粮食，我们这儿普遍推广了芸豆、玉米、大白菜3茬交叉套作的三大季种植法。今年我们自己的粮食就够吃了，明年还能向国家卖300多万斤余粮呢！”
晚8时许，毛泽东要去附近的丰台区小屯农业社视察。一路之上，他还在打听菜的问题：
“一亩菜产多少斤？”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去年1万斤，今年2万斤，明年能到3万斤。去年丰台区供给北京的蔬菜有5亿6千多万斤，今年预计要有14亿斤菜上市。
毛泽东问：
“菜多了怎么办呢？”
王景铭说：
“菜多了价钱便宜些，今年菜价就比去年低一些，消费者都挺高兴。同时，因为产量高了，农民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农民也很高兴。另外，我们还准备进一步采取排开种的办法，分期上市，解决蔬菜旺季供应过剩，淡季供不应求的矛盾。有些菜可以保存过冬，还可以供应其它城市和建设工地的需要。”
毛泽东听了，点头称是。到了小屯农业社4队的玉米试验田旁，负责栽培这块玉米地的生产组长张志向毛泽东介绍了情况，他说，这块三大季玉米，除上茬收了芸豆，下茬种大白菜以外，每亩还能产2000斤玉米。他随手将两个已成熟的玉米棒掰下来送给毛泽东看，说，一个棒子能产12两老玉米哩。毛泽东接过玉米棒，剥开皮，数了数玉米粒，接着往前走，问道：
“今年你们的小麦打多少斤？”
社主任田岐回答说：
“398斤。明年计划亩产2000斤。”
毛泽东停住脚步，转过脸问：
“2000斤，有把握吗？”
田岐说：
“有把握。”
毛泽东问：
“每亩产2000斤的小麦，都要些什么田间管理措施？深翻几尺？每亩地上多少肥料？密植用多少种子？用什么样的种子？”
他一项一项地问着，还特别关心农具的改革，了解队里有多少改革的农具，收庄稼时还用不用肩挑？田岐逐项回答，告诉毛泽东社里运输都用胶轮大车，200多辆大车都滚珠轴承化了。另外，社里还有10台煤气机和电动机，抽水工具都机械化了。社里还有两台拖拉机和两辆汽车，秋后准备再买些拖拉机和汽车。
天已经黑下来了，大家边走边说，到了公路上，随行人员劝毛泽东累了一天该上车休息了，毛泽东听说前面还有不少社员在深翻土地，就要去看一看。他站在深翻地旁，问用这种方法翻地，需要多少个工？田岐说：
“一亩地四五十个工。”
毛泽东问：
“明年种小麦的地都深翻吗？”
田岐说：
“学了总路线干劲更足，我们块块地都要深翻。”
毛泽东向正在田里干活的社员们招呼说：
“天不早了，该收工了吧。”
农民们争先恐后地跑过来，纷纷喊着：
“毛主席！毛主席来啦！”
大家纷纷伸出手，争着和他握手，向他问好。毛泽东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要走了，有的社员还激动地说：
“毛主席不辞辛劳，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们要挑灯夜战，用优异成绩向毛主席献礼！”
8月13日晚11时，毛泽东回到北京，回到了中南海。他对正在忙碌着收拾东西的李银桥说：
“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欲知毛泽东在此次视察后有何重大决定，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1958年8月9日下午毛泽东和棉花专家秦杰在棉花试验田里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领袖和以秦杰为带头人的科技人员是务实的，是尊重科学的。诸君不妨细读一下这段对话。
1959年以后，笔者在周末也曾有过参加深翻土地的亲身体验。应该说，深翻土地和密植都是要讲科学、讲合理的。可那时候河南的一些地方领导人，官僚主义瞎指挥，讲深翻，非要将生土翻上来；讲密植，竟然搞成了无限密植。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农业不但不会增产，反而减产了。瞎指挥遗祸匪浅！在战争年代，它能害死人，在和平年代一样能害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