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晚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谈话。
2月27日上午，毛泽东和吴芝圃及新乡、洛阳、许昌、信阳4个地委负责人谈话说：
“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3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提出了反对平调和不赞成瞒产私分的意见。他说：
“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这‘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说：
“包括桌椅板凳都要打借条，10年偿还。评工记分、包工包产都应该坚持。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积累上光搞国家积累和社里积累不行，积累上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
2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第2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首先说：
“‘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26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他接着说道：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在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时说：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3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2月28日晚，毛泽东召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毛泽东在讲话中除了昨天的内容外，有些话讲得更尖锐了，他说：
“据我看瞒产私分不是错误，我的意见是应该打埋伏。这几个月一股‘共产’风潮，引起他们瞒产私分。中央、省、地、县、公社为一方，几亿农民跟他们的领袖队长、小队长为一方，两方面顶牛，普遍全国，绝无例外。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去年12月我们不感觉到这个问题，谁料到大丰收还闹粮食风潮呢？”“总而言之，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3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我基本的意思，就是想把我们拼命反对的这个本位主义帽子揭掉。我们现在是反对拿多了一点，凡是手伸长了，你得收回来，这种性质是一种冒险主义。”
这一天的与会者不少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对毛泽东这些话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
1959年3月1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听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毛泽东在信中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
3月1日上午，由邓小平主持与会者讨论，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
下午4时，毛泽东召集前两次会议的与会者共同开会，他在讲话中说：
“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
李先念插话说：
“27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
毛泽东说：
“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
王任重插话说：
“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
毛泽东说：
“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这次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多。
3月2日凌晨4时半，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写道：
“鉴于河南6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3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3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
上午八时，毛泽东又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9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12句话，以昭慎重。”
信中所说的12句话，是与会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
3月2日晚，周恩来等新到的9人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了一个在大革命时期的故事，他说：
“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我们谈中国革命，谈农民运动，都很合拍。谈旧体诗词，也很投机。他和我一样喜欢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他还喜欢杜牧、王维。我们交换过各自写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范叔一寒何至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诗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硬骨头精神，我很欣赏他的这类诗句，他长于七言，律绝俱佳。”
他接着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典故。他说：
“东汉有个梁鸿，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舂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毛泽东由“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一典故引申到“共产风”问题上，他说：
“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扭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刘少奇插话说：
“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又说：
“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着一个在公社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问题。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
毛泽东用一个三国故事说明了工作方法问题，他说：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讲到这里，他解释道：
“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
他继续讲道：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总结说：
“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2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3封信，申诉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6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毛泽东为了纠正“共产风”，他指定几个人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在起草条文的过程中，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说，条文中应该写上：“公社要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毛泽东说：
“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嘛。”
毛泽东还说：
“在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
3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3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定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当然，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现在还在统治这些地方，好像过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中国一样。为什么说它的空气比较稀薄呢？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过去俄国就是这样，它的空气也比较稀薄。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的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
帝国主义已经为这3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
3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的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3月5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一个《郑州会议纪要》草稿，全文如下：
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7天，3月5日结束。到会者，中央20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共47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1、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2、规定了如下14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14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欲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还有什么重要讲话，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重点是解决共产风问题。其原因是他在南下视察中发现，“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可没想到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以后，与会者的反应竟是“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以至于“几个人跟他唱反调”。正如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所说：“听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因此，他不得不再次扩大参加会议的人数，再做进一步的努力！由此可见，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于纠正共产风错误的阻力，是多么的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