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5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5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5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3支钢笔，将来不只3支，共产主义可能有10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5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第2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都准备召开5级或6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会议的精神及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为了直接掌握和指导这一工作的进行，便以党内通信的方式，随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解决各地提出的重要问题。
3月9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1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3月25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定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约需要开10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3月11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的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3月11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3月20日或者22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3月25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6级干部大会，3月10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3月9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3月14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4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6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1人至2人；（四）生产队每队1人。外加着若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7天至10天。河南各县定于3月13日或14日同时开会，3月20日或24日以前结束，3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3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4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年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6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3月11日召开，3月20日或22日以前可以结束，3月底可以结束县的4级干部会议，4月10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10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6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下去，3、4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3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上午4时于郑州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湖南省委3月8日的报告，9日上午12时收到。6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两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1批4级，第2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3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作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6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下午1时于郑州
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
3月11日，谭冠三政委鉴于中央驻藏代表、工委书记张经武与军区司令员、工委第一副书记张国华均在北京，便写信给达赖喇嘛，他写道：
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知。
此致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1日
3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到了武昌，下榻于东湖宾馆。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问题，他致电中央说：
“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毛泽东提出两种处置办法：
“1、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2、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
据此，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中也说：
“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
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昌东胡宾馆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她的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形，斯特朗是这样描述的：
“1958年10月，我曾向毛泽东请求过与他们进行一次会见，但没有得到回音。1959年3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能与杜波依斯夫妇去南方，与毛进行一次会见。我们离开北京前往毛泽东所在的武汉市。
到达武汉的第3天，正好是3月13日，星期五。这天早晨，我们在早饭时被告知：‘主席将在10点钟接见你们。’饭后，一辆小车把我们载到了东湖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身穿一套缝制得很好的灰色毛料衣服，走下别墅的台阶欢迎我们。
毛泽东精力充沛，他看上去不但非常健康，而且还无忧无虑，几乎处于一个开玩笑时的情绪状态。他对杜波依斯的肤色表示惊奇，并用自己的手去比较杜的肤色，说：‘谁能告诉我，我们俩谁更黑一些？’杜回答毛泽东：‘你不比我黑。’确实，毛泽东的手由于太阳照晒，与杜波依斯的由于年龄而变得苍白的手一样黑。他在与我握手时，用英语说了句：‘你好’，而我在同时却用汉语说了‘你好’，他大笑了起来。
当我们走上台阶进入别墅时，毛泽东提醒我，自从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次谈话以后，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未曾见面了，前后大体有22年。毛泽东告诉我说，10月份，他收到了我的来信，本打算回复，但却没有时间。这是他答应给予美国人的第一次会见。
我们走进了一个不大而明亮、三面有窗、可以看湖的房间。毛泽东在一个狭长、盖着紫色毛毯的桌旁坐下，杜波依斯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我则坐在杜的身边。毛泽东坐直了身子对我说：你是老朋友了，你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现在已成了中国人。毛泽东接着说，杜是新朋友，是客人，按照中国的习俗，客人应受到更加热情的接待。为此毛泽东十分礼貌地告诉我，杜波依斯享有谈话和提问的优先权利。
谈话是在半严肃半开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问起了我的年龄，得知我73岁，而他自己是66岁，杜波依斯是91岁。‘3代人’，毛泽东评论道。我接着说，只不过是两代或两代半。毛泽东抛开了他的评论，说杜波依斯大概足可以做他的父亲。
毛泽东接着说道，‘虽然我感到上了年纪，但我仍然很有精力和体力。由于精力体力充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我自小就喜欢游泳，我已游过了许多江河，还希望游得更多。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3个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毛泽东说着向杜波依斯投去了询问的一瞥。
‘相反，’杜波依斯回答说，表情有点严肃，‘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毛泽东对杜波依斯的回答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高兴地说：‘如果真的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以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泽东马上纠正说：‘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确实如此。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不这样以为吗？’毛泽东盯住杜波依斯问道。
杜波依斯回答说，这取决于多少人的觉悟，能够理解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觉悟的人民对杜勒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不希望这种形势继续太长的时间。
毛泽东不同意杜波依斯的看法，说这一阶段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他希望杜勒斯再将他的政策继续10年，美国军队现在占据着中国的台湾，但他们终将不得不离开。美国第7舰队在中国沿海时间越长，就越能教育中国和世界人民。
毛泽东继续评论杜勒斯，用半严肃的嘲弄口气说，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泽东列举了由于杜勒斯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12起世界性事件。首先是委内瑞拉的反叛；其次是尼克松副总统对8个拉美国家的访问，所到之处，人民用鸡蛋和痰来欢迎他；第三是伊拉克的革命；第四是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的登陆；第五是中国对金门的炮击。
毛泽东接着说道，我们与蒋介石的战争，已经持续30年了，但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杜勒斯坚持其‘战争边缘’的政策，他们护送蒋介石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3英里以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边缘，所以，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我们也是停在边缘。我们炮轰蒋介石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容易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为了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毛泽东用茶杯、烟灰缸和烟盒在桌上摆了一个‘沙盘’，标出了金门外面美国军舰和蒋介石军舰的位置。
毛泽东继续列举了因杜勒斯造成的紧张局势而产生的各个世界性事件。毛泽东提到了美国共和党在选举中的大败和美国的经济危机，提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摩擦的增加，”他说：“北约四分五裂，主要是由于美国、英国、法国、西德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在年底明朗化了。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而不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来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毛泽东还“提到了赫鲁晓夫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建议，提到了苏联的卫星发射和第7个五年计划。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古巴革命’的重要意义，‘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600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三分之一。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对古巴人来说，它们并不能说明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们的人民害怕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疾病。他们羡慕美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疾病。当恐惧和羡慕联系起来时，就成了崇拜。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被这种崇拜所击垮，甚至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在过去的9年中，我们已经能够改变人们的这种心理。’”
这正是：大师最善抛气球，亦庄亦谐巧筹谋。老朋新友作媒介，可惜杜勒斯如牛。
毛泽东谈到此处，提议大家一起出去散散步。大家同意了，走出别墅，来到了东湖边，沿着湖边曲折的小道缓行。尔后，他们回到餐厅，毛泽东与客人共进午餐。
席间，毛泽东向斯特朗推荐了“葱爆海参”这道菜，被斯特朗谢绝了，因为她不喜欢海参，看起来就恶心，更不用说吃它了。饭后，斯特朗在谈话中问毛泽东：
“为什么西方人不管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都害怕第3次世界大战？科学家们说，已经有了足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原子弹，而这些原子弹有可能会被错误的或被事故引发，而中国好像一点也不受这种威胁的困扰。”
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使他们力求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恐惧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无人想发动战争。我不相信会有第3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可能会继续存在多年，而且在有些战争中可能使用核武器。我不相信会因为偶然事件而使用全部核武器，也不相信它们能毁灭全人类。即使核战争发生，全部热核武器也不能毁灭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而且，如果人类全被毁灭，进化将会再次产生出人类。不管怎样，由于人民要求和平力量的增强，这种战争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阵营不会发动战争。因此不应该害怕。害怕帝国主义，只会促使他们行动。必须反对他们，但要认真。”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说他钦佩杜波依斯年高而身轻体健。他还说：
“我已经66岁了，我可能死于疾病，也可能死于飞机失事，也可能会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杀死。但是光怕死是没有用的。害怕不能避免死亡，反而会导致死亡。我不想死，我仍然认为，我是有可能活着看见帝国主义的末日的，那正是我所欲求和希望的。但如果我一定得死，我也不害怕。”
杜波依斯担心他死后的处境。他说，因为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座的都知道，我实际上并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你不要担心，你现在91岁，当你见到马克思时，他会承认你是他的同志。当然喽，也可能我比你先去那里，如果那样，我将很高兴地作你的介绍人。”
毛泽东送走客人后，就西藏局势致电中央，他写道：
“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我们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爆发叛乱，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3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3月15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中央以他的名义写的“第3次”致达赖信，送给达赖喇嘛，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他写道：
“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这一天，毛泽东还写出了第2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5天，看了湖北6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笔者注）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指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笔者注），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6个生产队。而这6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3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3月11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23000个高级社，平均每社320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两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4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于武昌
3月17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3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6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4级或5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4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5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3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或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3天至4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3天至4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够了。县的5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6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3级所有、3级管理、3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3月下旬即可完结，4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5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3天时间（3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4次，每次1天、2天至多3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委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
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实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1959年3月17日上午7时，于武昌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抄录的3篇党内通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和民主作风，如今已经成为探索中国农村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十分难得的里程碑性质的重要史料。不知读者在认真研读以后，能从中看出多少在毛泽东身后出现的那些人身攻击属于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