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依次走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毛泽东微笑着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照相。一照完相，大家就争先恐后地和领导人们握手。周瘦鹃挤不上去，眼看就要失去这个幸福的机会，他灵机一动，转身疾步去了毛泽东进怀仁堂的必经之路。不一会儿，毛泽东果然笑吟吟地走过来了，周瘦鹃鼓起勇气，抢步迎了上去，向毛泽东伸出了手。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端详着他，却叫不出他的名字。周瘦鹃激动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说：

“啊，原来是周瘦鹃先生！你的气色很好啊！今年高寿？”

周瘦鹃回答说：

“今年65岁了，可是精神还好，这几天也很兴奋。”

毛泽东和蔼地说：

“我读了你的很多文章，很想和你谈谈。”

周瘦鹃说：

“请主席多加指教。”

毛泽东想起还有很多事要做，无奈地摊开右手，朝周瘦鹃摆了两摆，只是问道：

“有什么新的东西给我看看？”

周瘦鹃兴奋得连声说：

“好，好！”

后来周瘦鹃回到苏州，常常扪心自问：“我将拿什么新的东西给毛主席看呢？”过去的文章吧，被人看做是“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已大不合时宜，谈园艺盆景的，又不知毛泽东有无兴趣，思来想去，便步毛泽东诗词原韵，作了21首诗词，题名为《学步集》，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又寄还给了他。

且说在4月29日，毛泽东写出了第5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产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3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3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10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10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10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3年以内，大部不可行。3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10年时间。4年以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4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肥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6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10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1959年4曰29日

毛泽东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

正是：党内通讯世少有，同志部下似朋友。娓娓道出心里话，细细思量为民谋。

良师良友良配方，谁听谁信谁接受？可怜毛公披肝胆，高山流水对蠢牛。

再说1959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吴冷西和胡乔木先后修改过的稿子。毛泽东提出了6点意见，他说：

“1、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他此前在议会中发表的6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2、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3、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来执行十七条协议。4、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们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5、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时又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6、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周恩来见毛泽东说完了，就补充了一句：

“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说的好话。”

毛泽东最后说：

“我同意大家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乔木和冷西今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见，明天用一天的时间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4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浦寿昌修改的《人民日报》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与会者只是提了一些有关个别提法和词句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宣布：

“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为慎重起见，你们明天再认真从头到尾通改一遍，随修改随送我看。”

5月5日，胡乔木、吴冷西和浦寿昌经过一天的通改，随改随送毛泽东审阅。一直到晚饭前，毛泽东最后审定了全文。

这一天晚上，《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文章由新华社用中、英文同时播出。第二天上了《人民日报》。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

印度《政治家报》的社论评论这篇文章说：“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

印度《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

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

香港一家报纸评论这篇文章说：“说情又说理，委婉又强硬，确是使尼赫鲁颇难回答的。”

5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周恩来、陈毅在谈话中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态度。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4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4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后来，中央书记处的一位领导人根据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要编写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的小册子，就找到了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向他交代了这个任务。何其芳立即组织文学所的有关人员进行编写，到这一年的夏季就基本编成了《不怕鬼的故事》。

且说5月6日夜，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对吴冷西说：

“毛主席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它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你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

从5月7日起，国内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5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加写了一句话，他写的是：“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3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

5月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二届1次会议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等人，详细询问了西藏叛乱的情况。他在谈话中说：

“本来我们要根据和谈协议逐步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1956年底我们就说过，从1957年起6年内，西藏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连试点也不搞，6年后改不改革，要根据那时的情况，由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可是达赖不高兴，叛逃了，这件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既然叛乱已经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你们站在维护中国统一方面，站在人民方面，这很好。希望你们进一步维护民族团结和中国的统一。”

毛泽东就今后一边平叛、一边改革的方针政策，征求了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的意见，他问道：

“现在你们同意不同意进行民主改革呀？”

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来开会前，西藏党组织的领导同志曾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们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请毛主席放心。”

毛泽东连连点头，高兴地说：

“虽然发生了叛乱，和平民主改革的方针仍要坚持，不管参加叛乱的是什么人，我们仍旧是一个不杀。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农民——笔者注）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毛泽东还说：

“民主改革要根据西藏的具体特点逐步进行，在改革中要严格执行政策，要团结各阶层僧侣人民，要区别对待没有参加叛乱的、被裹胁叛乱但又迅速投诚的与坚决参加叛乱的奴隶主，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文物古迹。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5月10日上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湖北、广东、河北3个省委向中央和主席的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正确总结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经验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力求在今年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对于今年的大跃进更有保证。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地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湖北省委对人民公社18个问题的若干补充规定很好，各地可以参照执行。

中央 1959年5月10日

接着，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东园兄：

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予企望之，不胜欢迎之至！

祝好！

毛泽东 1959年5月10日上午9时倚枕书

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

5月10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他在会见中的谈话记录如下：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1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2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120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1962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95%，剥削者占5%，也就是说有6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1963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120万，而是300万。120万在西藏，180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180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180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90%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6万农奴主中约有1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3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10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1957年5月24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3年半，恐怕还会谈10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12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5月11日上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

“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个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之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个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

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在噶伦堡和其它什么地方说过‘西藏独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是够宽大的了。”

毛泽东转对列席的吴冷西说：

“今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数量要减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说一切都好，也不要说一切都坏，总的分量要减少。”

5月11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钢产量指标的说明。陈云说，已经听取了冶金部的6次汇报，“财经小组经常参加这次汇报会议的几个同志，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和我，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刘少奇说：

“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周恩来说：

“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量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此事关系重大，我建议，先由我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会后，周恩来和8个副总理分头到9个地区去调查。

5月15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信中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900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1300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欲知此后毛泽东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哪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由毛泽东主导起草并亲自修改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是平定西藏叛乱和反对英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伟大斗争的收官之作，赢得了国内和国际上的一片喝彩之声。从西藏叛乱开始，直至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斗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都妙不可言。请再好好读一读他在这一过程中的一系列讲话吧。从中不难看出，此役的完美程度与他以往指挥的任何一场斗争相比都毫不逊色，堪称当代对敌斗争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