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话说毛泽东不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轻松多了。他在休息时就练练书法，与民主人士的往来也更多了。
黄炎培珍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摹本，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此后，他一有闲暇便翻开摹本看，爱不释手。李银桥去倒茶时，常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毛泽东练笔不同于别人，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将前人的精华变成自己的东西。每每练到兴头上，连吃饭都叫不应他。
大约是真迹摹本太珍贵了，黄炎培借出去以后很不放心。刚借出去一个星期，他便频频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摹本的情况。电话往往是打到办公室里，问主席看完了没有？什么时候还？还有一次，黄炎培那边竟然把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慢条斯理地问道：
“不是讲好借一个月吗？”
电话那边马上说：
“对，对、对。”
可是不足一个月，黄炎培那边又把催着还书的电话打到了菊香书屋的卫士值班室里。卫士尹荆山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见毛泽东正在看那本书法摹本。他的头照着书上的笔画晃动，好像下巴就是一支笔。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黄炎培先生那边又来电话了，他们……又催呢。”
毛泽东一听，非常生气，将手中的烟嘴摔在桌子上，说道：
“怎么也学着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的？还差7天，我是给他数着呢。”
尹荆山见毛泽东真的生了气，连忙解释说：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缓和多了，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不久，黄炎培亲自来电话了，这次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他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摹本。毛泽东问：
“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李银桥在一边嘟哝着说：
“跟向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微笑着说：
“不够朋友够英雄。”
等到了一个月期满，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摹本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卫士尹荆山，说：
“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
“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说：
“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1959年5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目前食用植物油供应四处告急，国家无法面面兼顾，大有顾此失彼之势。
哪四处告急呢？第一，出口情况很不好，1至9月出口计划3.48亿斤，到4月底只完成6千万斤，按照这个进度，预计只能完成1亿几千万斤，有2亿多斤出口计划要落空；第二，城镇居民食油供应每月7千万斤，货源没有保证，现在京、津、沪和其他若干大、中城市都是随调随销，不少城镇食油时有脱销；第三，工业用油和行业用油供应很紧，目前月销4千万斤的水平不能维持，影响的方面很大，特别是肥皂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第四，农村食油供应每月9千万斤，所占供应比重虽然很大，但是供应面广、点多，难以保证供应，脱销的现象在很大的地区内已经发生。这些情况如果继续发展，国家在政治上将会处于非常被动和十分不利的境地。
现在的问题十分明显，解决目前食油供应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针，一种方针是，继续被动的维持现状，上述4方面都想照顾，让全面紧张的情况自流发展下去，它的结果必然是到处受挤，顾此失彼，出口计划根本不能完成，城市居民食油到处脱销，工业、行业用油大量减少，农村供应也是七零八落，国际政治信誉和国内市场秩序都将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另一种方针是，在今后6月至9月的4个月内，基本上停止农村供应；就是说，除了出产油菜籽的地区可以适当供应，除了病号孕妇等特殊需要、大车用油、农业机械用油和侨汇地区可以适当供应以外，其他所有的农村供应一律暂时停止4个月；以便把缩减下来的食油用来坚决保证出口需要，适当保证城镇和工业、行业的必不可少的供应。这样做，就可以使我们变被动为主动，闯过目前食油供应紧张的关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权衡利害得失，中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四处脱销不如一处脱销，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必须当机立断，坚决采取后一种方针。事实上，不少地方特别是很大一部分农村已经脱销了，今后几个月不管怎样总还有不少地方要脱销，既然这样，倒不如有计划地停止农村供应反而较为有利，反而可以避免经济生活发生更大的混乱。这是万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望各地党委向全党解释清楚，并且立即根据这个方针，妥为安排当前的食油工作。
为了实现这种方针，中央决定，各省（区）在今年5月至9月，必须保证调给国家食油5.4亿斤，不得减少。宁可农村暂时停销，减少食油库存，也要坚决调油支援国家建设。各省（区）只能在按期完成中央调出任务的条件下，根据本省（区）的实际可能，具体安排自己地区的食油供应；并且还要狠狠地抓住油菜籽和其他油脂油料的收购工作。中央要求所有的城镇，适当缩减居民的食油供应标准，大中城市少减一些，小城镇多减一些，这也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估计到，采取上述这些措施，可能在人民群众中间，特别是在农民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应，因此要求各级党委实行政治挂帅，加强领导，充分作好说服解释工作，以保证这项措施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保证在执行过程中不出乱子或不出大乱子。
1959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1959年1月以来的工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基本上是良好的。今年1至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566亿元，比去年同期的283亿元，增长了96.5%。重要的工业品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钢增长68%，煤增长119.6%，发电设备增长361.4%，棉纱增长68%。许多产品的质量也开始好转，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3.4%。农业方面，虽然主要产麦区受了旱灾，小麦、夏杂粮、早稻3项合计，初步预计仍将同去年夏季特大丰收的实际产量相当，或者还有所增加，比1957年夏收则将增加约一倍。在市场供应方面，1至4月份社会商品零售额199.5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51亿元增长了32%。在财政方面，收入超过支出33亿元，也比去年同期收入超过支出的部分为多。这些情况说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实现1959年的大跃进所作的努力，正在取得十分巨大的成就。1959年一定能够成为继续跃进的一年。
但是在经济工作和经济生活方面，还有许多迫切问题，需要迅速加以解决。除工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中央已另有指示和安排以外，目前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即市场供需关系方面的紧张现象。由于1958年各地使用预算外资金和挪用企业流动资金，扩大了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多招了大量的职工（1958年年底县以上各类职工总数达到4532万人，比1957年年底的2450万人增加了2082万人，新招收的职工虽然工资一般较低，今年又减少了一部分，但今年1至4月份全国工资总额仍然达到88亿4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9亿8千万元），在商业中实行了预付货款和赊销商品的办法，这一切都过多地扩大了社会购买力，过多地消耗了储备物资。国家财政对1958年群众炼铁亏损部分的补助23亿元，在今年1至4月份陆续拨发，这也是增加目前社会购买力的一个临时性的因素。社会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商品生产的增长速度，目前两者的差额据估算已达50亿元左右。这就造成了今年市场淡季商品库存反而下降、货币流通量反而上升的不正常现象。此外，粮食由于在去年农村夏收后和秋收后一段时间内吃得过多，油料由于农村消耗量大增和收购不及时而没有完成收购计划，猪和鸡鸭的生产在公社化初期有一个时间下降，某些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生产由于劳力和原料安排中的疏忽也有些下降，还有些产品由于片面地追求数量以致降低了质量，这就加重了目前市场的紧张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紧张状态必须迅速扭转，以便保证1959年的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跃进。
为了缓和目前的市场紧张状态，除了必须继续努力增加工农业生产、积极安排副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以外，必须大力控制城乡消费量的增长。鉴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需要有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并且在一定期间内有一定限度，不可能赶上目前过分膨胀的社会购买力的需要，又鉴于城乡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平目前一般已经压得很低，因此，中央认为，解决目前的市场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社会购买力。
一、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一切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厉行节约。所有办公杂支、器具购置等费用，必须大大节省（非商品支出而工作需要的费用如邮电费等不要勉强压缩）。中央决定从本年6月起3个月内，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暂时停止拨发这方面的行政经费。一切开支较宽裕的机关，应当向开支较节省的机关看齐，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向行政机关看齐，坚决削减可以削减的开支，坚决减少和停止可有可无的购置。一切请客送礼、讲排场、讲阔气、铺张浪费、开会提高伙食标准等恶劣风气，最近又有抬头，必须从上而下地坚决纠正和制止。1957年全国公用开支只有46亿元，1958年增加到56亿元，1959年预计将达到70亿元左右。中央要求减缩到一般不超过1958年的水平，从6月份起到年底共7个月，要求至少节约8亿元。
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按照今年经过调整了的生产建设计划，全国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必须在去年职工增加过多的基础上，减少800万到1000万人（包括第一季度已经减少的300万人），能够减到1000万人以上更好。社办工业也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收缩。工资今年已经决定不增加，工资级别的某些必要的调整也必须严格控制。只有这样作，才可能减轻市场物资供应的压力，才可能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水平，才可能增加农业劳动力，因此应当坚决执行。减少人员首先是减那些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使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其次减那些多余的学徒工，特别是年龄过小的学徒，使他们回去重新上学；其次减那些新吸收的有家务负担的女工。各省市县必须根据当地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具体情况，经过通盘考虑，迅速定出减少职工的具体计划和具体办法，并监督执行。一般地说，从城市吸收的职工可以少减，以免造成失业。没有原料材料而停办的基本建设和缺少原料材料燃料而停工窝工的企业，应当多减先减。县办企业和生产技术落后的企业应当多减。有技术的工人，应当调剂使用，不要减退；城市服务行业职工去年已经减得很多的地方，今年也不要再减（减得太多的地方还要适当恢复）。估计这样裁减的结果，大体上国家今年在工资方面的支出可以减少15亿至18亿元。减少800万到1000万职工，这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工作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不这样作，就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各地方各部门必须按照中央在1959年5月27日发出的指示，在认真进行动员和安置工作的基础上，把这项工作做好。
三、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中央决定，各地农业贷款指标一律不再增加。农产品预购定金必须控制在指标的范围以内，不许超过。国家对人民公社的财政补助，应当主要用于扩大生产方面，不要用于生活开支方面。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的办法，必须坚决停止（必要的生产资料赊销要经中央批准）。公社和生产队算账当中，有钱退钱，有物退物，无钱无物应当交代清楚在以后退还，决不能由银行贷款退还。去年银行从公社收回的贷款中，未到期不应收回的坚决退还，已到期应当收回的，只要查对账目，办理手续，不应再去退款。去年公社向国家交纳的税款和其他财政收入，一律不要再去算账退款。夏收较多的地区，夏收以后还应当收回一部分到期农贷、预购定金和其他欠款。
四、大力开展储蓄工作，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存款储蓄。这是把一部分社会购买力推迟实现的有效办法之一。今年国家停止了公债的发行，城乡储蓄应当有所增加，但是1至4月储蓄总数反而比去年年底减少了2亿元。应当在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勤俭持家、储蓄爱国的教育，暂时不十分必要的东西不要买，把钱存入银行帮助国家建设（但是娱乐性、服务性等消费，可以回收货币而不需要付出商品，对于这类消费切勿向群众去提倡节约）。应当经过一切努力，力争城乡储蓄数字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增加，并且把相当于过去认购公债的数额，通过储蓄的方式吸收回来，增加国家手中可以运用的资金，减少社会购买力。在开展储蓄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贯彻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防止强迫命令和摊派现象发生。
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必须立即在全体党内外干部中，在城乡广大群众特别是城市各阶层人民中，由各级主要负责同志报告目前全国经济情况和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为克服暂时困难，实现1959年的伟大跃进而奋斗。在宣传解释中，应当首先肯定成绩，同时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并且一定要注意把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摆得正确，要鼓舞而不要打击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应当举出具体事实和数字，着重说明目前市场的紧张并不是由于工农业生产没有跃进，而是由于城乡消费量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太快。应当向城市人民说明目前农村中粮食油料等供应困难的情况和原因，并且把今年2月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对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的各项指示告诉城市人民，使他们消除疑虑和误解，获得力量和信心。应当说明，有些日用工业品和副食品，如油料、肉类、蛋类等，需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有较大的增产，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得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其他有关工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情况，也应当向城乡人民作适当的说明。向群众说真话，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动摇。事实证明，凡是由负责同志作了这样的报告的地方和单位，广大群众是完全能够体谅我们和支持我们的，群众的情绪可以迅速稳定下来并且努力增产节约，排队现象可以设法减少，抢购套购等类现象可以基本停止。即使有少数人说怪话捣乱，也决不可怕。因此，这种报告应当认真地做，迅速地做，广泛地做（但是在做报告以后市场方面仍应有一定准备，报纸上的宣传仍应控制，并且由中央统一掌握）。要使所有群众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经济文化上翻过身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一定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建成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彻底改变现在的面貌。1958年我国已经打开了一个跃进的局面，1959年的计划现在看来虽然有若干指标可能偏高一些，但是总的形势是好的，无论如何，我们必然能够继续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目前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根本上由于缺乏跃进的经验（这种经验本来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有些步子迈得大了一些，只要在得到经验以后，把步子放稳了，许多暂时性质的现象就会过去，我们就会走上稳步跃进的道路。现在党在工业、农业方面已经采取许多措施，使生产在可靠的基础上增长，在市场方面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以后，情况也必然会逐步地好转。总之，我们的一切措施的性质是积极的，我们应当通过这些措施和大规模有系统地宣传解释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全党全民更加紧密团结，继续鼓足干劲，战胜一切困难，为取得1959年继续跃进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各地执行本指示的情况，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迅速报告中央。
6月3日，毛泽东刚刚起床，就给林克又讲起了他曾经在第2次郑州会议上以及跟他的孩子们讲过的“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讲完了，他又说：
“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林克明白，毛泽东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自立自强，靠自己艰苦创业。
6月7日上午，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早在解放初，毛泽东知道章士钊有一部旧作《逻辑指要》，便在和章士钊的一次谈话中问道：
“听说您在逻辑方面有著述，可否让我一阅？”
章士钊闻言，面露愧色。他的《逻辑指要》在1943年出版时，序言中多有逢迎蒋介石的话，因此，蒋介石才让他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演讲。他踌躇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
“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我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这怎么可以呢？”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此学问之事，有何妨！”
此后，章士钊便派人把《逻辑指要》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认为这本专著能够运用西方逻辑学的框架，使用中国古籍材料，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在同类书中是独树一帜，便对章士钊说：
“我看此书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
毛泽东为了普及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在1959年上半年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安排编辑出版“中国近几年和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于是，研究室便计划出版一套《逻辑丛书》，章士钊的旧作《逻辑指要》自然也在其中。章士钊为重印《逻辑指要》，下大功夫对全书作了大量删补修改，尔后多次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毛泽东便在6月7日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幡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某某年旧作。1959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辑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章士钊 1959年6月某日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6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959年6月7日上午8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