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读了毛泽东的复信，十分感动。后来三联书店再版《逻辑指要》时，章士钊就以毛泽东为他撰写的说明文字替代了自己早已拟好的再版序言。

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还有一个趣事，笔者不得不在此补叙如下。

有一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的来信，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了两下，转向卫士李银桥吩咐：

“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先生送去。”

此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李银桥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李银桥记得章士钊老先生是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房子不怎么样，很破烂。他拎着两只鸡说：

“主席送您两只鸡。”

章士钊连连点头说：

“谢谢，谢谢。”

李银桥说：

“主席看到您的信了。”

章士钊举举那两只鸡：

“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

李银桥说，很好。可他有些纳闷，这两只鸡怎么是回话呢？章士钊在信上说了什么，他不知道，当然也无法猜到。他回去给毛泽东学说了一遍，毛泽东也笑而不语。这就给李银桥留下了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迷。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省委、直辖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总支委、生产队支部委员会：

中央5月7日关于农业生产的5条紧急指示曾经指出，发展猪、鸡、鸭、鹅的生产，要公养私养并重，两条腿走路，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为了迅速切实地贯彻执行这个指示，也为了把零星土地充分利用起来，为了保护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鼓励私人植树，中央建议各县，用县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4件事向群众公布：

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包括猪、羊、鸡、鸭、鹅、兔等在内，这些家畜家禽养大了，卖得价款和平时的粪肥收入，私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公有私养的一定要给社员以合理的报酬。但是，私养家畜家禽的社员要保证不耽误对集体生产应该担负的出工数。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力者外，要给全劳动力每月放假3天至5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小时的时间。

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不管社员喂猪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只要他愿意要，都应该给他。自留地数量仍按原来高级社章程规定，以不超过每人分地的5%，也不少于5%为原则。自留地质量应尽可能将各社员原领的自留地发还，如土地已经过平整不能发还原地的，也应该给予相等于原来的土地，不应随便将远地坏地抵充。社员在自留地里可以种蔬菜、饲料，也可以种瓜果或小杂粮，不要过分限制。自留地所生产的产品，也由社员自由支配。应该肯定这种自留地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是不准社员出卖、出租或私自转让。

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这些土地上长的庄稼，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愿吃、愿存、愿卖，完全由社员个人自由支配。

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由社员负责经营培护，其收益也完全归社员自由处理。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种水果，谁种谁有。

把这4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实行，取信于民，对于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家庭副业搞起来了，可能同集体生产发生某些矛盾，同国家的市场管理发生某些矛盾，这应该从加强对社员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正确地加强市场管理和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来加以解决。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中央 1959年6月11日

6月11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秘鲁议员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10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10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20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往来，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惩罚吗？”

6月12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毛泽东说：

“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人汇报了有关情况。周恩来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详细分析了经济形势，认为八届七中全会把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可行的。接着，李富春、李先念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则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次话，还曾经多次插话。

6月13日，他在会议上讲话说：

“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我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要总结去年的经验，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

去年我们至少有3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过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快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泽东还说：

“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这样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6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国务院各部党组、党委，军委各部、工、青、妇各党组：

上海市委6月6日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两大问题的情况分析和处理意见，是一个好文件。现在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读一读，想一想，好好讨论一下，并且一律仿效上海的作法，就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定出切实有效的办法，付诸实行。

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是目前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有关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外乎是增加生产，增加商品供应；厉行节约，压缩社会购买力；并且做好商品购销工作，改善经营管理。中央已经决定，把钢材、煤炭、铜、铝、木材、水泥等主要物资分配计划按照实际的生产可能调整下来，把生产重新作了安排，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加以收缩，以便在劳动力分配方面和原料材料分配方面适当照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需要，保证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有必要的劳动力和运输力，保证轻工业和手工业有必要的原料和材料。中央已经决定，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并且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应当认真地吸取去年以来的经验，即是既要很好地领导生产，又要很好地组织人民生活，要会过日子，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留有余地。财贸工作方面，这个时期管理权限“放”得多了，机构削弱了，商品摆布和经营管理上也有缺点，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下放到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权力，应该收回的坚决收回，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集中管理，统一调度。要求足够地重视商业工作和市场领导，真正做到工农商业并举。商业工作做得不好，工农两业也不能发展。上海市委的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措施，是中央方针的具体化，使人看了，觉得切实具体，能解决问题，不是漆黑一团，毫无办法。

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抓压缩社会购买力的措施，上下一齐动手，解决这个问题。无数次经验说明，只要向群众说明当前的情况，相信和依靠他们，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大家想一想，难道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连副食品、日用工业品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么？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仅能够省吃俭用，克服一时的困难，而且能够大力增加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和志气。

中央 1959年6月13日

6月14日，由于邓小平在5月间摔伤了腿，住在医院里，彭真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书记处会议，研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宣传上怎样转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先说一说邓小平的一段轶事。

在整个大跃进年代，不管是真左派、假左派或是右派、中间派，无不忙得不亦乐乎，唯有一位常常在北京值班的大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倒显得十分悠闲自得，他经常到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打桥牌。几年间，邓小平除了出差、开会以外，每周3、周6晚上，每周日下午、晚上，都要和他的座上常客——万里和被称为“教授”的吴晗一类人打桥牌。待他们玩到午夜时分，北京饭店都要送饭菜、茶点侍候。邓小平每每打到兴奋处，便高声叫道：“打桥牌也要鼓足干劲。”他的话无不引起一阵满堂哄笑。

闲话少叙，再说彭真等人商定，在宣传上应该转，但要逐步地转，不能急转弯，而且报纸公开宣传也不能把工作中的问题和盘托出，还要内外有别。彭真拿出中宣部起草的文件，要胡乔木、周扬和吴冷西修改一下，书记处再讨论决定。

这样，胡乔木、周扬、吴冷西3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讨论和修改了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的通报草案。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根据胡乔木建议所撰写的《海瑞骂皇帝》一文。

6月17日，彭真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胡乔木3人修改过的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又略略作了修改，准备报请刘少奇审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各地。刘少奇看了这一草案后说：

“通报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6月20日凌晨，毛泽东读到了新华社编印的第2801期《内部参考》上关于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后，给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4时

6月20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宣部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刘少奇说：

“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厉害，下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

目前宣传要转变过去一个时期的状况，但也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地转，而是要逐步地转。这里有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所以，宣传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我们在宣传上只能逐步地转，逐步地讲，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从对外宣传上说，还要考虑一些兄弟党过去一直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会使兄弟党很被动。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党被动，又被敌人利用，我们不能那样干。

关于工作中的缺点，在宣传上应该讲这些缺点已经或者正在怎样改正，从这样的角度去宣传。不能把所有的缺点都讲出来，只能讲1%，讲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点只是支流。比方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强调数量是必要的，没有数量，质量也无从谈起。我们从无到有，开始只能着重数量，有了数量以后就要抓好质量。过去我们的缺点是只抓数量不抓质量。报道缺点不能用纠偏的态度，不能泄气，不能给群众泼冷水。

去年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及其后的大失调，我们就可以认真研究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速度究竟怎样才适当。去年的经验教训是全民性的，是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是最大的成绩，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会议结束后，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汇报这次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不大看得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个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兼顾到。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二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削农民。第2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从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

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它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管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

关于当前报刊宣传的通报，可以不用中央通报的形式，而用乔木、周扬、冷西他们3个人的意见的形式，再加上一个中央通知，说明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提出6月底以前召开一次报纸宣传工作会议，要各省报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一级报刊、新华总社、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参加。大家说好不好？”

毛泽东最后说：

“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荏。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30分，毛泽东叫吴冷西留下，又招呼刘少奇过来一起谈话。毛泽东对刘少奇说：

“《人民日报》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是不是请你抓一抓《人民日报》？”

刘少奇不高兴地说：

“现在我管的事情很杂，也很少接触《人民日报》，管不了。还是请主席直接管好。”

毛泽东见刘少奇这样说，只好对吴冷西说：

“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

刘少奇和吴冷西离开毛泽东住处后，他在门口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办好，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的多谋善断，你们首先要多谋，然后也要善断。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中央来断。这样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错误。”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以及将要召开的全国报刊宣传会议，由于不久在庐山会议中出现的突兀情况，全都无疾而终了。

6月2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北京中南海听取聂荣臻、钱三强等人关于核研究方面的情况汇报。

正在此时，中共中央收到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的来函。于是，大家就聚在一起听着翻译念那份刚刚收到的苏联政府的正式函件。函件中说，苏美等国正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实验的协议，苏联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在新技术方面援华，而“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陈毅一拍桌子，大声吼道：

“胡说八道！”

“念下去——”

毛泽东不动声色，点着了一支香烟。翻译又接着往下念：为此，苏共中央决定：提前中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周恩来眉宇紧锁，神情严峻，愤然说：

“片面撕毁，背信弃义！”

屋子里一阵沉默。

“算了。”毛泽东掐灭烟头，大声说道：“还是那么一句老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去吧。”

“主席，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钱三强用焦灼的目光望着毛泽东问。毛泽东没有回答，轻轻地拿起那支红蓝铅笔，仔细地在那份呈报给他的原子弹研制报告上不停地写着，划着，一下，又一下……

“59.6”、“59.6”、“59.6”……

从此，以“596”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为代号命名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计划，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欲知后来原子弹的研制结果如何？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把这4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实行，取信于民，对于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此后，这一项重要政策一直持续了下去，始终都“允许”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这种小私有”的存在。可是后来却有人污蔑毛泽东时代“将农民从事的饲养，编织，采集，渔猎等家庭副业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强制性地割掉；将农民的自留地、宅边地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统统收走”。这种颠倒历史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